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诗歌创作、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获得了许多新成果。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怀有一种期待，希望有一次严肃认真的学术对话，以便回望历史，透析现在，展看未来，让中国诗歌更稳健地进入新的世纪。经过半年多的认真筹备，由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办的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7月26日至30日在武夷山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 台湾及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汉语诗歌研究领域60位知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采用演讲者主讲、讲评者点评、听众提问的国际研讨方式，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研讨主题，着重探讨了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与建构策略，就现代汉诗的诗学难题、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现代汉诗与中国诗歌传统、现代汉诗的现状与前景等难点、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争鸣。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研究界一次精心筹备、规格高、学术性强和成果显著的研讨会。会后，《光明日报》、《中国新闻》、《文学报》、《文论报》、《作家报》、《台港文学选刊》、《山花》、《香港文学》、《莱顿国际亚洲学院通报》等中外文报刊，均对本次会议作了热情报道。相信会议的意义将在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发展中进一步得到显现。 一、提出“现代汉诗”理论观念 会议取名为“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明显带有对“新诗”这一历史概念的反思性质。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课题组，提出将20世纪中国诗歌划分为“白话诗”、“新诗”、“现代汉诗”三个阶段。“现代汉诗”这个词，虽然80年代就有人在文章中用过，1991年还出现过以“现代汉诗”作刊名的民间诗歌刊物，但以此作为一种诗歌型态并作出理论辨析的，还是这一次会议。王光明的论文《现代汉诗：新诗的再体认》追溯了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历史行程，从诗歌本体立场出发，反思了它们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情结”。他说：“（一）尽管胡适他们从语言、形式革命下手的诗歌革命策略是对的，但语言认识上的局限和急切‘求解放’的时代语境的共同作用，却使诗歌写作产生了诸多意识形态上的迷思，游离了本体向度的建构而误入了‘新’神话的编织。从理论上看，‘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不能标示诗的本质与价值；从实践的历史看，‘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已不像“五四”当年那样势不两立、互相排斥，而是异同互勘、吸纳转化、寻求‘通变’；从诗歌写作活动的语言背景看，‘白话’也在跟传统和西方（主要经由翻译的影响）语法的多向‘对话’中发展成了相对成熟的现代汉语。‘新诗’需要重新命名。（二）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现代汉语的规范不稳定和语言发展向度受商业时代工具理性的宰制（这样导致了诗人写作目的过于明确而背景又很模糊的矛盾），但对这些问题的阐述需要超越传统与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能简单以语言的不完美来否定现代的中国诗歌，而是要通过诗歌本质的自觉遵从来维护汉语的美和扩展其表现力。（三）现在和未来中国诗歌的写作，不能不认真面对远非完美、稳定的现代汉语这一语言型态，犹如我们已无法回避陌生的全球性经济、文化的背景，无法回避在此背景中文化融合与文化失真的矛盾一样。重要的工作是从现代汉语出发又不断回到现代汉语的解构与建构双重互动的诗歌实践中去，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寻找最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和表现策略，让诗歌的创作规则及手段在诗歌文类（它可能是多种的）的意义上稳定下来，建立起诗人与读者共同的桥梁。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现代汉诗面前：作为一种诗歌形态的命名，它意味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诗歌文类的概念，或许它仍然是一个过渡性、临时性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有利于我们面对经验与语言的真实，以诗的自觉和语言的自觉，走向成熟诗歌文类的建设。”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讲评中充分肯定“现代汉诗”的命名意义，“把不稳定的表述予以稳定，使疲劳的追逐告一个段落”。他同时认为王光明的“再体认”，反映出当代诗歌理论家们面对“新诗”的“历史迷误”和“当前焦虑”所持的策略，但他担心这种策略“把新诗的自由诗和格律诗都否定了”，“对新诗革命的历程和成就怎样进行评估？”梁秉钧（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则觉得“现代汉诗”是一个值得认同的理想。他认为该命名（比“新诗”）更能面对20世纪许多地区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境遇中的诗歌写作，便于整合与阐述不同地区、制度下的诗歌现象。他以香港现代诗的形成作例，在论文《现代汉诗的现代精神》中提出：“香港现代诗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是对‘五四’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延续，对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诗作的参考。值得探讨的是其中对‘五四’传统的选择的承传，对西方现代诗创造性的转化，以及这些中西文化及诗艺的辗转磋商。”他认为香港许多诗人的诗作都介乎于“认同与疏离”的矛盾当中，尽管诗的形式和文字是对中西诗艺的传承，“却不能轻易地认同两方面的推论而寻得一个安顿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现代汉诗”的理念具有阐述的包容性。 李震（陕西社科院文学所）也认为应该在母语文化与现代生存处境的迎拒关系中理解“现代汉诗”的命名意义，“从语言的角度看，是倾向历史童年的乡音；从经验的角度看，是支离的生命感受。现代汉诗面对的是‘潜’与‘显’文化形态的差异与冲突”。周亚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则在提交的论文《在写作实验与批评建构意识之间》中说：“现代汉诗是诗歌对语言选择的一种主动意识的体现。我们可能意识到现代汉语成为我们写作语是出于一种生存的命运和使命使然，我们并不身处国外而自一个‘他者’的角度称汉语为母语，也不为了囊括民族的区域构成性而称汉语为华语。当命运感与使命交织在一起，现代汉语这一概念的存在有了其文化的根据。它是历史中的存在。”然而，作为历史的存在，“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还是有现代中国人才有现代汉语”，沈奇（西安商学院）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如何认识语言本质的关键问题，在本世纪人文科学领域“语言转向”中，被许多学者所关注，有许多新见解。 刘福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新诗：远离汉语的写作”为题的发言中主张对“新诗”进行历史的考察，他认为中国新诗经历了三度语言演变：在初期“白话”写作中切断汉语传统，显意识写白话潜意识写旧诗；三、四十年代形成口语写作传统并出现艾青、冯至这样的优秀诗人；但同时也受翻译语言的影响，而后又受意识形态套语的干扰，年轻一代诗人处于与“现代汉语”相隔的“玻璃走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