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文學和文本:當代西方文論困境之反思

——以耶魯{J1Z808.jpg}構批評和文{J1Z809.jpg}研究爲案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立元,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 200433 朱立元(1945-),男,上海市崇明縣人,出生於重慶市;1982年,獲復旦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5年,破格晉升爲副教授,;1991年,晉升爲教授;1993年,被評爲博士生導師;1994-1997年,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1997-2004年,任復旦大學國際文交流學院院長;現爲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上海美學學會會長等職;主要從事文藝學、美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黑格爾美學引論》、《真的感悟》、《接受美學導論》、《歷史與美學之謎的求》、《走向實踐存在論美學》等,並主編《現代西方美學史》、《西方美學通史》(七卷本,雙主編之一)、《西方美學範疇史》(三卷本)、《西方美學思想史》(三卷本)等。

原文出处:
南国学术

内容提要:

當代西方文論危機的徵兆之一,就是在過度氾濫的文理論思潮衝擊下,文學研究和批評日益遠離文學和文本,走向萎縮和衰退。這種趨勢自20世紀60年代由英、法等國崛起,迅速擴展到美國,並於80年代推向高潮。典型之一是耶魯學派。它積極呼應德里達的構主義理論,並嘗試應用於文學批評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批評實績,成爲“法國理論”與美國批評的一個中介和傳播者。但是,耶魯構批評過度強調文學語言和文本的修辭性,以此來構文學文本與一切非文學語言文本的基本界限,構不同文本的文體和學科界限,從而使文學批評逐步走向遠離文學和文本的陷阱。典型之二是文研究。它自20世紀60年代由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學批評起始,逐漸波及歐美:80年代以後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交匯、合流,擴張到幾乎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其無限跨學科的追求,使文學批評成爲遠離文學的泛政治學。西方文論這個困局背後深藏着的是文學研究與文研究之間的內在矛盾及其變發展。在開始階段,文學研究借着文研究的東風,吸收、採納文研究的多種視和研究方法,確實拓展了文學研究的思維空間,豐富、充實了文學審美研究的路數;但是,隨着文研究不斷越界擴張,專門的文學研究被逐步擠壓和吞噬,迅速走向邊緣,甚至淪爲文理論的工具和附庸。正是文研究這種自身的極端膨脹,導致它加速走向危機和破滅。對其得失功過展開深入的檢討和反思,會對中國當代文論的建設和創新有重要啓迪。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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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理論之後》(After Theory,2003)爲標誌,當代西方文論出現了公認的危機和困局。伊格爾頓在該書開篇便說:“文化理論的黃金時期早已消失。”①他列舉了拉康(J.Lacan,1901-1981)、列維-施特勞斯(C.Lévi-Strauss,1908-2009)、阿爾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巴特(R.Barthes,1915-1980)、福柯(M.Foucault,1926-1984)、威廉斯(R.H.Williams,1921-1988)、依利格瑞(Luce lrigaray)、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德里達(J.Derrida,1930-2004)、西克蘇(Hélène Cixous)、詹姆遜(Fredric Jameson,也譯作“詹明信”、“傑姆遜”)、賽義德(E.W.Said,1935-2003)等一長串思想家、理論家的名單,哀歎他們的開創性著作已經遠離我們,成爲明日黃花。而新一代的後繼者們“未能拿出可與前輩們比肩的觀點”②,更加快了文化理論的衰落。事實上,西方理論界已經出現了“理論終結”甚至“理論死亡”的悲觀論調③。面對理論不可阻擋的衰退,作爲文化理論重要一翼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自然也一樣陷入困境。

       回顧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確曾有過大好時光,主要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到80年代走向繁榮,90年代達到鼎盛。伊格爾頓明確指出,“文化理論確實是非同凡響的十五年——大約從1965年至1980年的產物”④,“這是二次大戰以來文化理論異軍突起的唯一時期”,“一個消費社會蓬勃發展,傳媒、大眾文化、亞文化、青年崇拜作爲社會力量出現,必須認真對待的時代,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各等級制度,傳統的道德觀念正受到嘲諷攻擊的時代”。⑤文化理論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他詳細分析了文化理論之所以能在西方出現狂熱和席捲整個歐美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歷史原因,以及它與馬克思主義思潮之間的聯繫和衝突,指出,在文化理論那裏,“愉悅、欲望、藝術、語言、傳媒、軀體、性別、族群,所有這些用一詞概括就是文化”;⑥這種泛文化的思潮,在那個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躍時髦。有過對綜合知識、廣告和商品至高無上權力的焦慮”,但是,盛極而衰,“幾年以後,檢驗所有這一切的文化理論自己也有成爲另一浮華商品之虞,成爲高價倒賣自身符號資本的一種方式”。⑦這就是伊格爾頓心目中文化理論由盛至衰的歷史軌跡。

       當代西方文論危機的徵兆之一,就是在過度氾濫的文化理論思潮衝擊下文學研究和批評本身的日益萎縮和衰退。對於這個文學批評(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係問題,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作過系統的思考。他一方面認爲,“總的說,文化研究包括並涵蓋了文學研究,它把文學作爲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去考察……文化研究是一個包容量極大的課題”;但同時他又發現並揭示出這種“包容”中內含着的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互相矛盾、排斥的另一方面,一針見血地設問道:“在這個大課題中,文學研究能夠獲得新的動力和見解嗎?還是文化研究吞沒了文學研究,並且也破壞了文學研究呢?”⑧卡勒提出的問題既深刻反映和揭示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內在矛盾,也是形成它重要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擬重點以美國的耶魯解構主義批判和文化研究爲典型案例,探討文化理論是如何源於“跨學科”、“跨文本”的無止境理論擴張,而越來越遠離文學和文本,最終實際上基本放棄了文學研究的。

       一、以語言的修辭性構不同文本的文體和學科界限

       20世紀70年代末期,被戲稱爲“耶魯‘四人幫’”的耶魯大學四位名教授保羅·德曼(P.de Man,1919-1983,也譯作“保爾·德·曼”)、布魯姆(Harold Bloom,也譯作“哈洛·卜倫”)、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也譯作“米樂”)、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積極呼應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並嘗試應用於文學批評實踐,成爲“法國理論”與美國批評的一個中介和傳播者。1979年出版的《解構與批評》收錄了德里達和這四位批評家一人一篇長文,標誌着解構主義批評的話語霸權得以在美國學術界確立。應該肯定,耶魯批評學派在將德里達等人的法國解構主義哲學理論聯繫和應用於文學作品的批評實踐方面,做了獨特的探索和艱辛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批評實績,做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有力地推動了美國文學批評走出“新批評”之後的迷茫失落和徘徊低谷的時期,其功不可沒。

       但是,耶魯解構批評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和致命的弱點,即過度強調文學語言和文本的修辭性,以此來解構文學文本與一切非文學語言文本的基本界限,從而使文學批評從關注文學文本開始,逐步走向遠離文學和文本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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