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理論之後》(After Theory,2003)爲標誌,當代西方文論出現了公認的危機和困局。伊格爾頓在該書開篇便說:“文化理論的黃金時期早已消失。”①他列舉了拉康(J.Lacan,1901-1981)、列維-施特勞斯(C.Lévi-Strauss,1908-2009)、阿爾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巴特(R.Barthes,1915-1980)、福柯(M.Foucault,1926-1984)、威廉斯(R.H.Williams,1921-1988)、依利格瑞(Luce lrigaray)、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德里達(J.Derrida,1930-2004)、西克蘇(Hélène Cixous)、詹姆遜(Fredric Jameson,也譯作“詹明信”、“傑姆遜”)、賽義德(E.W.Said,1935-2003)等一長串思想家、理論家的名單,哀歎他們的開創性著作已經遠離我們,成爲明日黃花。而新一代的後繼者們“未能拿出可與前輩們比肩的觀點”②,更加快了文化理論的衰落。事實上,西方理論界已經出現了“理論終結”甚至“理論死亡”的悲觀論調③。面對理論不可阻擋的衰退,作爲文化理論重要一翼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自然也一樣陷入困境。 回顧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確曾有過大好時光,主要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到80年代走向繁榮,90年代達到鼎盛。伊格爾頓明確指出,“文化理論確實是非同凡響的十五年——大約從1965年至1980年的產物”④,“這是二次大戰以來文化理論異軍突起的唯一時期”,“一個消費社會蓬勃發展,傳媒、大眾文化、亞文化、青年崇拜作爲社會力量出現,必須認真對待的時代,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各等級制度,傳統的道德觀念正受到嘲諷攻擊的時代”。⑤文化理論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他詳細分析了文化理論之所以能在西方出現狂熱和席捲整個歐美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歷史原因,以及它與馬克思主義思潮之間的聯繫和衝突,指出,在文化理論那裏,“愉悅、欲望、藝術、語言、傳媒、軀體、性別、族群,所有這些用一詞概括就是文化”;⑥這種泛文化的思潮,在那個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躍時髦。有過對綜合知識、廣告和商品至高無上權力的焦慮”,但是,盛極而衰,“幾年以後,檢驗所有這一切的文化理論自己也有成爲另一浮華商品之虞,成爲高價倒賣自身符號資本的一種方式”。⑦這就是伊格爾頓心目中文化理論由盛至衰的歷史軌跡。 當代西方文論危機的徵兆之一,就是在過度氾濫的文化理論思潮衝擊下文學研究和批評本身的日益萎縮和衰退。對於這個文學批評(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係問題,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作過系統的思考。他一方面認爲,“總的說,文化研究包括並涵蓋了文學研究,它把文學作爲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去考察……文化研究是一個包容量極大的課題”;但同時他又發現並揭示出這種“包容”中內含着的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互相矛盾、排斥的另一方面,一針見血地設問道:“在這個大課題中,文學研究能夠獲得新的動力和見解嗎?還是文化研究吞沒了文學研究,並且也破壞了文學研究呢?”⑧卡勒提出的問題既深刻反映和揭示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內在矛盾,也是形成它重要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擬重點以美國的耶魯解構主義批判和文化研究爲典型案例,探討文化理論是如何源於“跨學科”、“跨文本”的無止境理論擴張,而越來越遠離文學和文本,最終實際上基本放棄了文學研究的。 一、以語言的修辭性
構不同文本的文體和學科界限 20世紀70年代末期,被戲稱爲“耶魯‘四人幫’”的耶魯大學四位名教授保羅·德曼(P.de Man,1919-1983,也譯作“保爾·德·曼”)、布魯姆(Harold Bloom,也譯作“哈洛·卜倫”)、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也譯作“米樂”)、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積極呼應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並嘗試應用於文學批評實踐,成爲“法國理論”與美國批評的一個中介和傳播者。1979年出版的《解構與批評》收錄了德里達和這四位批評家一人一篇長文,標誌着解構主義批評的話語霸權得以在美國學術界確立。應該肯定,耶魯批評學派在將德里達等人的法國解構主義哲學理論聯繫和應用於文學作品的批評實踐方面,做了獨特的探索和艱辛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批評實績,做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有力地推動了美國文學批評走出“新批評”之後的迷茫失落和徘徊低谷的時期,其功不可沒。 但是,耶魯解構批評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和致命的弱點,即過度強調文學語言和文本的修辭性,以此來解構文學文本與一切非文學語言文本的基本界限,從而使文學批評從關注文學文本開始,逐步走向遠離文學和文本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