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治理商数的高低。本文拟题其宏旨，力求证成，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大业。亦望在国家层面斟酌研用，以编制“各国治商①报告”等方式占领国际治理话语权乃至价值体系制高点，并以诸如编发“各地治商报告”等方式科学评价国内各地政绩，促推治理水平精进。 一、国家治理商数的含义 (一)国家治理含义勘正 厘清国家治理的含义，是界定国家治理商数的前提。国家治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新词旧意，认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实质是一致的，并无根本区别；②二是新词新意，认为国家治理是对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升级、转型和超越。③比较来看，后者为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实难成立：一方面，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抑或在内涵或者外延上，国家治理都有别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三者不能等同；另一方面，提出国家治理的命题并不意味着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就自动地、完全地消失了，更不消说，未提国家治理之前，世界上就没有国家治理。笔者认为，关于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关系，以“层次论”诠释更显妥当。第一，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是不同的，三者因所在层次有别而不能等同或互用——相对来说，国家治理处在一个意识形态要素更少、技术性要素更多的层次。第二，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在逻辑上不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关系，三者因所在层次有别而可以同时存在。第三，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也不是因“升级、转型和超越”而形成的纵向替代关系或进化关系。提出国家治理之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制度与活动并未因此自然消失；未提出国家治理这个概念之前，国家治理的活动事实上也客观存在。第四，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关系，国家治理的理念与实践对国家统治、国家管理都有深刻影响，促推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制度和活动更为科学、良善和文明。 总之，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其“质”既非西方治理理论的中国化，亦非中国之独创；其“源”既非古代“治国理政”一词的翻版，亦非仅仅属于当代；其“义”既非统治与管理、执政与施政、领导与引领等名词或术语所能涵摄，亦非这些概念的升级和超越。笔者认为，所谓国家治理，是指执掌国家治权的人处理国务的一系列活动和制度的总称。集群而居的人类不论其共同体规模大小都有公务需求，古今中西举凡一国莫不需要治理，由此而造就的包容性、跨域性、普遍性决定了国家治理同统治与管理、执政与施政、领导与引领等概念相比更具一般性。 (二)国家治理商数含义界定 国家治理商数可在两种意义上界定。在形式规范意义上，国家治理商数是以商数形式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数量指标。在实质规范意义上，它是在量化治理思想的锻造下，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平台，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法则，以量化的形式对国家治理状况作出全面、系统和客观评定的现代治理手段。对这个概念的要点，揭示如下： 其一，国家治理商数的精义是量化治理、循“数”治国。老聃曾言：“治大国，若烹小鲜。”④传统烹饪作为一门味觉艺术，较多地倚仗厨师个人的感觉与经验，因此关键在于“得其人”。如今，因应大规模生产经营的需要，人们对以手工操作为主、带有工艺性质的烹饪有了更多的科学反思和量化努力：在配料上实行定量化、规格化，使之能够实行规模生产和连锁经营；为了在烹调时能更精确地掌握油温而发明和使用测温勺；使用微波炉等现代化设备把某些菜肴的烹调时间固定下来，等等。可见，当代烹饪的关键已经从“得其人”逐渐转向“得其法”，从而使烹饪不仅作为一门艺术而且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国家治理与之同理。经验式国家治理和试验式国家治理⑤有其效用，但前者的缺陷和后者的局限是明显的，走向量化科学治理乃大势所趋。当然，世事的纷繁复杂和瞬息万变以及治理的千头万绪和难以言说使国家治理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很难实现完全量化，但这不等于说国家治理无法纳入量化科学的轨道。事实上我国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尝试，比如我国根据各方面情况将2013年GDP预期增长目标与CPI控制目标分别设定为7.5％和3.5％，并力求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此合理区间内，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这样的过程控制实际结果是国民经济增长7.7％、CPI上涨2.6％。⑥这个例子说明，国家治理过程的某些要素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国家治理商数就是秉持量化治理、循“数”治国的思想锻造出来的。 其二，国家治理商数的本质是一种现代治理手段。严格地说，未经量化的治理不是科学的治理，量化治理思想和技术运用的程度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对国家治理的要素逐步予以量化，从而使国家治理的质量稳定下来、提高上去，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国家治理商数的本质就是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平台，以量化的形式对国家治理状况作出全面、系统和客观的评定，据此形成或调整国家治理的决策和行动。可见，这是一项全新的国家治理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