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图”文本融合的基本功能类型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5)01-0111-06

       在W.J.T.米歇尔看来，一切媒介都是混合媒介，一切艺术都是合成艺术，语言媒介和图像媒介在作品中能够同时出现①。W.J.T.米歇尔所说的未免绝对，其中的一切艺术并非是历史上的所有艺术，更多是指当代艺术，确切地讲是数字技术时代的艺术。有了数字技术的支撑，才有媒介混合的普遍性。况且在数字技术时代，对单一文本的执着，不考虑受众和出版商等方面的需求，即是W.J.T.米歇尔所说的“纯化媒体”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冲动[1](序言P.5)。说纯化媒介的冲动是乌托邦之举，“视与听的平衡是基于人性的冲动”[2]，并不意味着艺术家没有能力办到，只是他们的个人习惯或一厢情愿而已。超链接技术的出现，可以在语言文本中插入各种类型的图片、视频等多媒体符号，还可以通过超级链接同其他图像文本直接发生联系，组成一个开放性的混合文本世界。这种多媒体或混合文本更容易得到受众和出版商的欢迎。“语—图”文本的融合，从结合的功能角度看，大致有解释类的融合、启发类的融合、标识类的融合以及图文独立类的融合等几种。

       一、解释类的融合

       在解释类的文本融合中，图像一般是为了解释语言文本，或者语言文字是解说图像。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图像是为了让故事情节直观化，或是为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直观化。“插画家的目的即为文字配图，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文字，”[3](P.158)通过这种方法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来阅读文本。唐代寺庙用讲故事的方法宣传佛教吸引受众。在讲故事过程中，讲述者还通过展示图画来配合。其中的图画称为“变相”，而说唱底本则被称为“变文”。在这里，图像的存在是为了使说唱内容更加形象化或直观，同时也能让受众的感官接受不至于疲劳。在国外，“赖特·莫里斯曾利用照片阐释其小说；保罗·斯特兰德和南希·纽霍尔在《新英格兰时光》中，把照片和抒情诗结合起来；让·贝坦分析过‘摄影小说’这一法国新兴文类。”[1](P.271)在一些随笔类的文学作品中，文本是为了说明照片或阐发照片的，也有图片是为了补充说明语言文本的，但这就不一定是摄影随笔了，而是其他文体了，比如一般的文学随笔等。W.J.T.米歇尔认为：“瓦尔特·本雅明的‘摄影简史’不是摄影随笔，原因很明显：它没有插图。但是即便有，照片也只是为了说明文本而存在，并不具备允许真正的复合形式合作的独立性或相互平等。”[1](P.283)在一般的文学随笔和学术专著中，图片不占有重要位置，只是为了说明或佐证语言内容而已。此外，近些年出现的电视散文也是文学图像化的最好例证。用图像媒介配合文学作品，能够使文学形象直接呈现。而用语言媒介配图像作品，则可以使图像文本的主旨和意义更加清晰。八大山人有一幅画《巨石小花图》(见下图)画的是王子猷与子野的故事②，并题诗一首：“闻君善吹笛，已是无踪迹。乘舟上车去，一听主与客”。通过画家题的诗句，接受者对绘画的解读就有了明确的指向。

      

       当然，这种解释并不是说让一种媒介简单重复另一种媒介，或者说，语言媒介所携带的信息和图像媒介的信息完全相等，这种阐释会生发出一些新的信息，因为阐释的过程毕竟有创作者的主体介入。另外，媒介不同，也很难做到文本信息的对等。1995年岩井发表了《作为影像装置的媒介——钢琴》一文，钢琴变成了可以创造图像的媒介，“音乐演奏图像，图像表现音乐”，“屏幕上的图像随着钢琴的节奏时而像蝴蝶一样姗姗起舞，时而像下雨一样纷纷飘落”[4](P.159)。在这里，翩翩起舞的图像不是对音乐内容的重复，而是加入了其他一些因素。虽然这是音乐与图像的互文，但语言与图像的互文也是这样。乔纳斯·贝格斯特兰指出：“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文字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图像完全重复文字的意思。图像应该对文字做出注释，反之亦然。这样，一切就变得趣味盎然。”[3](P.62)在实际过程中，这种重复并不很常见，而是有文本信息的适当增减。当然，信息的增减是否恰当，解释是否成功，则是另外一回事。

       二、启发类的融合

       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套“鸢尾花图文书丛”。丛书主编张燕玲说：“从这里出发，我感受到来自美术来自文学来自艺术更来自生命的共同的精神通道，一直想实现这种精神穿越……不受画种画面画理的限制，作者可以任意选取一幅(座)对自己有过影响的绘画、雕塑(含建筑)、摄影作品为题，展开想象的双翅，纵情飞翔，美画美文，以画启文，以文生境。可以纵深论画，也可以以画生发、旁征博引、抒新叙旧，以画面穿透情感，文采所至旨在探寻人类至纯至美之境。”[5](总序P.2)在这里，并不是图像解释语言文本，或者语言解释图像文本，而是以图启文，或者以文启图，这里的“启”类似于《诗经》中“兴”的手法。张燕玲所说“以图启文”或“以文启图”，是“语—图”互文的重要类型。

       在这一互文类型中，文字不一定是说明解释图像，有时候由图像说开去，可能会达到更好的审美效果。如果是图文单纯地佐证语言文本，那么其中的一种媒介就会失去单独欣赏的价值。清人方薰在《山静居论画》中说：“款题图画，始自苏(轼)米(芾)，至元明而遂多。以题语位置画境者，画亦由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绘画为什么要题诗?是因为“画之不足，题以发之”。许多题画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并不是图像文本的重复，而是对其中的图像有感而发。哈佛大学收藏的八大山人的《瓜月图轴》(见下图)，画面上一个大西瓜和一个虚画的大月亮，上面题有“昭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己巳闰之八月十五夜画所得”的字样。只有将文字与图像结合起来，才能知道，“如果你执著于手指之指、执著于月亮的外在形态，将月亮等同于‘饼子’，忘记了‘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的实相世界，那么就会累年而不悟，顽然而难觉。他所画之相是指月之指，而非月本身；是登岸之筏，而非彼岸”[6](P.25)。如果缺少语言文本，我们就很难了解这幅画的深意，或者说，整幅画的意蕴就会相应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