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诗意追问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史外史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亚非(1955- ),男,湖南岳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理论的研究,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是从历史叙事而非神话叙事开始的,因此历史叙事理念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情结。而中国叙事文学的美学自觉,在一定层面上便成了摆脱这一情结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就是通过对史外史的审美追求,到超越史学文统的虚构性叙事文学观念的兴起,而最终落实为对俗世生存诗意的追问与经营。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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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4)06-0042-06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4.06.005

      一、天地间无非史

      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1](P.963)这是中国古人对人类时间性生存的本质性认识。无非史而已,也就是无非过程而已,无非空间的时间化而已。在这样的观念之中,人类生存的现实状态只是一种空间状态。只有历史,才是人类时间性的生存。这一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开始于历史叙事而非神话叙事是相表里的。因此,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理念的史学情结的一种表达。

      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之所以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发端,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具有文学叙事的因素。比如中国上古历史,就可说是历史叙事的文学建构的一个结果。历史消失在时间之中,只有在历史叙事中,它才能重新获得内视性的具象性存在。但是三皇五帝之世,其实已经缥缈难知。要真正进入这样的历史,所能依据的便只能是想象和想象性的内视建构。而这,也就进入历史的文学化和审美化的过程了。

      这可能也是历史叙事的宿命。人类历史记忆与想象的滥觞,也正是人类内视世界建构的发轫。记忆与想象是历史建构与历史审美的前提。动物是否已经有记忆与想象能力,因为动物不能通过语言表达,或者说因为人和动物之间还没有能够共享的语言形式,而不能确知。但人类内视世界的出现,肯定是先于语言的。也就是说,在人类拥有完整的语言形式之前,记忆和想象能力就已经开始发育起来了。因此,原始人类的表象思维的发达程度要高于语言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语言,原始人类的表象思维内涵也无法交流与共享。因此,在完整的语言形式形成之前,人类应该有过一段通过声音、表情、手势和体态来交流与共享表象思维内容的“立体语言”时期。就此而言,人类内视世界的建构,与人类语言的出现和成型,应该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人类语言足以建构、传达和共享内视世界的人类学前提。

      但是记忆不同于回忆。记忆只是心理印记,是在条件相类的情况下帮助记忆者作出正确反应的能力;而回忆则是使记忆成为纯粹的心理事件。回忆是对记忆的享受。是在心理上重温曾经的生理性过程。因此,回忆本质上是个将记忆重构化和审美化的过程。因此,动物有“记性”,但动物不会“回忆”。狗会“记得”并“认出”旧主人,但它不会在离开旧主人之后的生存中,经常“回忆”和旧主人在一起的日子或经历过的事件。因此,动物很可能有记无忆,不会通过“忆”来“享受”它所“记”住的东西。

      因此,历史的内视性重现是从回忆和追忆开始的,是对记忆的追溯、重构和想象。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内视生存的世界,它必须通过语言或文本建构起来。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王若虚在《文辨》中说:“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所定,不可乱也。《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2]这无疑是对文学内视审美本质的一种精确描述,不光有追忆的过程,也有想象、虚拟或曰假想性虚构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正发端于这样的过程。

      《左传》建立在追忆、记忆重构和想象性虚构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可说是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份包含了丰富的内视审美意识的历史文学样本。

      首先,《左传》有明确的想象性虚构叙事理念。比如在它所叙述的24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每一次占梦卜筮的结果都应验了。比如庄公二十二年载,懿氏将嫁女与陈敬仲为妻,占卜预言敬仲将在齐国昌大。而陈国灭亡后,敬仲的后代陈成子将在齐国专政,并“代陈有国”。又如闵公元年载,晋赐毕万魏,毕万占卜,结果预言其后代将为公侯。而这两个预言后来都为实际的历史发展所验证了。但这两个堪称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春秋之后,也就是《左传》所记录的历史时期之后。可见这是《左传》作者在知道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情况下,基于某种历史命定观念,在叙述以前的历史时所预设的一个情节。这样的情节虽然可能有某种传说的蓝本,那也只能证明它更是建立在民间口头文学基础上的一种想象性虚构,显现了某种原始神话思维的文学基因。而且,这一虚构的内视审美意识的自主性和刻意性还表现在,这两个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不光为春秋时的卜筮所预言,而且也为当时一些贤人智士所预言。如晏婴在昭公三年对晋国的叔向预言前者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而孔子在昭公二十八年预言后者道:“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魏立侯以后亦称晋国。)这显然不是基于历史真实的理念而是基于历史本质的理念所有意强化的内视审美建构。这样的历史文学意识,事实上也成了后世俗文学传统中历史演义的基本理念,并且在历史演义之“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次,《左传》有明显的强化内视生存效果的具象性追求,表现出的正是以历史叙事为内视审美活动的某种文学性意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书中虚构性的细节描写看出来:

      宣公二年,晋灵公因暴虐无度受到赵盾的一再进谏,便派了刺客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晨往,寝门辟矣,(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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