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因为当时公民人人享有可以在城邦街道和公民大会平等发言、自由讨论的权利。雅典城邦的这种民主体制“力图使不同背景和属性的人们能够通过政治的互动作用来表达和交流他们对善的理解”[1](P17)。然而，长久以来，这种把政策和法律建立在说服力基础之上的公共协商，可以说直到哈贝马斯，其重要性一直没有被人们重视。 一、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呼唤理性的回归 理性与自由的启蒙开启了作为主体的人运用理性实现个人自由、个体自主的筹划，然而，这种立足主客二分的理性自主性与能动性经过主体意识哲学的过分强调和张扬，最终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性的怀疑、对维系共同体的基础的破坏。如何在不丧失个体自主性的前提之下重建统一的理性的、普遍性的规范，这体现了哈贝马斯在坚守启蒙理想的同时对复杂现实中危机冲突的关注。哈贝马斯把黑格尔之后的所有哲学流派归纳为反形而上学，并将所有这些反形而上学流派对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为止的唯心主义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作为其立足根本和理论前提。他认为，本源哲学的同一性主题、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性问题以及理论生活之于实践的神圣意义三大方面，在古代西方本体论哲学向近现代主体意识哲学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断裂；反形而上学的批判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解体，但其努力仍然局限于先验哲学之内，最终也走不出形而上学的窠臼。哈贝马斯的哲学思维就游弋在先验与经验之间、普遍性与自主性之间、回归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间，最终谋求先验与经验的搭桥、共同意义的普遍性与个体自主性的相容、转向后形而上学，继而寻找到新的范式的理性。 具体而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的有效发展迫使理性萎缩至形式合理性，即由内容的合理性变为取决于解决问题时所遵循的合理操作程序的结果有效性。如此，不仅“科研活动中出现的经验问题和理性问题，也包括民主国家和法律体系中出现的道德——实践问题”[2](P34)，比如立宪国家体制等，都成了只有依靠程序上的合理处置才能够成功解决的问题。哲学为经验科学的权威所压迫，并最终被同化为程序合理性，使得回归形而上学的呼吁和要求则成为了反动，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关于真与假的陈述都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科学这唯一检验真理的方式之上，而超验的理性抽象争辩不得不在社会领域萎缩。另外，思维把握存在的唯心主义一直注重本质、永恒性、普遍性等终极实体观念的把握，尤其是自近代笛卡尔以来，康德的先验主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将意识哲学的发展推到一个顶峰，于是，与近代经验科学所演化的理性观不同，理性的概念如此一来就不是情景化而是被实体化。在19世纪，一种利用有限性维度分析现代社会的时空观念的历史解释科学，因其相对于传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越来越有说服力而愈发形成一股对传统概念进行解先验化的潮流，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施特劳斯都试图将抽象理性安置到实际发生和具体应用的语境之中，即理性就是情景化理性，它不可能脱离肉体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而独立存在，最终互换位置，理性放弃了对于实践的经典领先地位。如此一来，理性，不仅仅是工具理性，去先验化潮流将其引向了普遍怀疑和批判，引发了种种问题，导致许多理性批判者如韦伯等，都逃不出康德依靠三种理性原则对原本统一理性观做出的经典分裂的分析，看不到实现理性统一的希望，最终走向悲观主义。 不论是同一性主题的本源哲学在科学主义面前也“不得不接受经验科学的易错论式的自我理解和程序合理性”[3](P6)，还是其他反形而上学对传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解先验化导致理性丧失了对普遍性的把握，甚至狄尔泰、福柯、海德格尔等为使理性先验化的重新定位所进行的努力，或者完全转化为反形而上学，或者最终仍局限于先验哲学的先天概念。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德国古典哲学使这种具有明显主体性色彩的哲学思维占据了上风。它们把自身以外的一切关系都用主体—客体对立关系模式加以抽象概括和实践操作，人为地设定一个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的第一性的理性主体，迫使理性退化为对自然界等第二性他者进行无休止利用和支配的一种被片面化和阉割了的工具理性。哈贝马斯极力批判这种他后期经常乐于使用的术语即意识哲学，在他看来，不论是马克思、卢卡奇，还是自己的老师霍克海默、阿多诺，都没有走出主体性意识哲学的窠臼。对哈贝马斯来说，这种意识哲学最显著的弊端也是其先天缺陷，即个体理性演进到极致就意味着主客体的对立和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脱离共同体基础，进而先验、孤立而又武断地建构单个主体理性并各自断言其普遍性。因此，必须通过促进不同理性主体之问的沟通交流，最终以共识的形式才能重新保证先验性构成的普遍性：“只有转向一种新的范式，即交往范式……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用共同的生活世界作背景，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4](P41) 于是，语言哲学范式开始取代已经式微的意识哲学。在吸收了语义学、解释学、符号学、语用学、分析哲学等领域学者观点的优缺点后，哈贝马斯意识到了日常生活中语言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够掌握的唯一理念。”[5](P132)最终，哈贝马斯基于对人们语言和交往行为的考察和理论吸收，建立了自己的普遍语用学，从而充分利用语言哲学的概念手段挖掘和分析体现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理性，即立足于主体—主体关系的交往理性。可以说，正是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使哲学研究有了更为可靠的方法论基础，成功地避免了形而上学与种种反形而上学之间的无休止的争论，也顺理成章地有效解决了形而上学无法解决的个体性问题困境。“在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绝对主义之后，哲学将在和经验的密切联系中发挥其擅长普遍理论的优势；在驱散了形而上学的先验幻想之后，哲学将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实现其对统一性的追求；在放弃了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后，哲学将保持其理论思维的特色。”[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