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5-0135-08 依据文献的记载，在先秦教育系统中，“乐”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在具体实施这种教学内容时，又渐次形成多种次生态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但在人的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先秦文献的生成、流布来说也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先秦文献在很长的时间里经历口传阶段，即使在文字出现之后也并没有遏制口传形式，也就是说，在文字出现之后，很多先秦文献仍然以口传形式流播。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口传形式的存在，这种形式又是如何影响文献流传的。本文从乐语传统出发，着重讨论乐语传统在口传形式中的地位，及其对古史传播的影响。 先秦社会十分注重所谓“言”的教育，《周礼·秋官·大行人》有云：“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郑《注》：“七岁省而召其象胥，九岁省而召其瞽史，皆聚于天子之宫，教习之也。”孙诒让《正义》解释说：“此谓行人召侯国之象胥、瞽史来至王国，则于王宫内为次舍，聚而教习言语、辞命、书名、声音之等也。……方苞、孔广森并谓象胥瞽史皆王官，使至其国而属谕之，不聚于天子之宫，亦通。”[1](P2982-2984)无论是大行人召诸侯国之象胥、瞽史来王国，还是王国的象胥、瞽史下到诸侯国，其目的是教习言语、辞命、书名、声音。《周礼·天官》载“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郑《注》谓“妇言谓辞令”，孙诒让《正义》指出：“《昏义》云：‘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彼注义与此同。《昏义》所云，《诗·周南·葛覃》毛传以为古者女师之教。若然，女官与女师所教异，而四事则同。”[1](P552)依据《周礼》及注解，先秦社会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言语的教育。孔子开创私学教育，以四科教学生，其中也设置“言语科”，皇《疏》引范宁云：“言语，谓宾主相对之辞也。”[2](P742-744)刘宝楠认为：“《孟子·公孙丑》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伯牛、闵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是言语以辞命为重。”[3](P238)这些都是从传世文献中勾稽出来的，不仅如此，出土文献如长台关竹简提及“教言”：“教箸晶岁一，教言三岁一。”[4](P125)郭店简《尊德义》篇云：“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淑德清壮。教以辩说，则民势陵长贵以妄。教以艺，则民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訏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啗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远礼亡亲仁。先之以德，则民进善焉。”[5](P133)这些地方的“言”，有的学者认为是“指诵读的技能”[6](P180)，有的则解释为“学习辞令”[7](P168)。虽然对“教言”具体内涵的理解有差异，但这些出土文献记载或讨论“言”的教育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可以认为先秦社会确实流行一种“言”的教育。 据考察，周代有一种被称作“言礼”的仪节，“盖西周早期燕礼乃因外交活动欲有所言而设，故以‘言’记此礼。在金文中是先有‘言’记燕礼，后有宴、匽(燕)记燕礼。‘宴’用为记燕礼在西周晚期才出现。‘匽’在西周专用于记地名、国名，至春秋时代才开始用来记燕礼。言，古音元部疑母；宴、匽，元部影母。以音近假借来记‘言礼’，‘燕礼’本应作‘言礼’”，“金文称燕为言，诗以言志，此燕必赋诗也”[8]。按照这种理解，说明“赋诗言志”乃是“言礼”的显著特征，那么“教言”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教诗”[9]，或者说，“教诗”是“教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点，《论语·季氏》篇载：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2](P1168) 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命题，将“言”与“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皇《疏》指出：“孔子见伯鱼从过庭，呼而问之曰：汝尝学《诗》不乎？伯鱼述举己答孔子，言未尝学《诗》也。孔子闻伯鱼未尝学《诗》，故以此语之，言《诗》有比兴答对酬酢，人若不学《诗》，则无以与人言语也。”[2](P1170)这个解释是符合孔子语意的，也就表明，“教诗”是“教言”的重要环节。 应该说，孔子的这个命题不是出于一时的捏造，而是源于古老的“乐教”传统，或者说“乐语”传统。《周礼·春官》有如下之记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1](P1711-1731) 郑《注》指出大司乐为“乐官之长”，孙诒让《正义》进一步认为：“大司乐、乐师又谓之大乐正、小乐正，亦通谓之乐正。”[1](P1268)孙氏将大司乐与乐正联系起来论述，这一做法是否妥当还需要思考。[10]据上引《周礼》的记载，大司乐的职责除了执掌教法、学政外，还包括以乐施教及各种乐事活动。在这一意义上，郑玄的说法是可取的。《周礼》提及“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注》先引郑司农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接着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指出“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1](P1711)。这就表明，郑玄并不认同郑众的观点，而是接受董仲舒的说法。对此，孙诒让解释说：“先郑意，乐师主调乐者，此官主成均之法，即掌受乐师成事已调之乐。然成均为学名，《文王世子》有明文，先郑成调之训尤迂曲，故后郑不从。……后郑意，成均即为五帝之学，其制尤古，周时其遗礼犹存，可为法式，此官掌修建之也。”[1](P1712)依据这个注释，表明大司乐主管整个教育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