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5-0068-04 作为一门年轻的人文理论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任重道远，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学科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挑战；既有学科自身的个性化问题，也有社会对艺术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效需求。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如何加强自身民族学理的建设，从而使我国的艺术理论既能在世界艺术理论之林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更好地服务于艺术实践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很早就有从综合的文化的角度认识艺术活动的传统，它源自中国哲学的人生精神和中国文化的诗性思维。艺术、审美、生活、文化紧密相连，凸显了中国艺术理论以和谐理念、人间情怀、诗性品格等为基本特征的“大艺术”理论风貌。当前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就亟需高度重视民族艺术理论的精神传统，在广纳中西滋养的基础上，重新打通民族审美与艺术精神的血脉，夯实艺术学理论的民族学理基石，推进建设既能与世界艺术理论对话又能切实解决自身问题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话语和学理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艺术学理论是一门年轻的现代学科。1906年，德国学者玛克斯·德索出版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正式确立了“一般艺术学”的学科概念和研究对象，催产了一般艺术学剥离于美学的独立。1922年，俞寄凡翻译出版了日本艺术理论家黑天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一书，书中的“艺术学”即德索所说的“一般艺术学”，由此在我国引入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20世纪20年代，宗白华撰写了《艺术学》和《艺术学(演讲)》两份讲稿，在东南大学首次开设该课程。20世纪30至40年代，张泽厚、马采的《艺术学大纲》、《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等论著相继问世。“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在我国初见雏形。[1-2]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界积极吸纳国际艺术学独立运动的理论成果，开始了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基本的学科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建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基础直接来自西方相关理论的输入，而不是从中国自身的艺术实践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也不是从中国艺术思想的实际中发展建构起来的。这样说，不等于否认中国艺术思想和理论资源所拥有的相关成果和特点。事实上，中国艺术思想和观念，一直以来就有广义的、综合的、文化的取向。但艺术学理论真正作为学科的自觉建设，是从1997年“艺术学”的名称正式列入国家的学科体制后才开始的。2011年，“艺术学”更名为“艺术学理论”，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因此，“艺术学理论”学科若从体制层面来说，还是一个刚刚落地不久的新生儿。当然，一门学科的建设与成长，绝不只是体制的问题，它更需要来自学科自身的长期不懈的自觉努力和科学、艰辛的理性探索。如果说，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最初胚胎与营养来自西方，现在，我们就非常需要中西结合，获取我们自身的相关基因，打通我们自身的学理血脉，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新生儿在当下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健康地成长，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茁壮地成长。吸收一切优秀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养分，最终都要直面自己的现实，说自己的话，解决自己的问题。唯此，才能使我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从嫁接到自生，对人类艺术实践与理论建设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孕生和确立，是20世纪中国几代艺术学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艺术学理论学科诞生的逻辑前提是现代学科界限的明晰化和独立性，但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却离不开综合与一般，离不开我国艺术实践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情状。目前，我国艺术学整个学科门类大家庭中，集聚了艺术学理论以及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等五个一级学科。如果说，后四者是属于艺术学的分类研究，前者就是艺术学的一般研究、综合研究、基础研究。仲呈祥先生曾谈到，在艺术学升门过程中，学界曾有一些说法反对在中国建设一般艺术学，如“没有什么艺术学，只有具体的美术学、音乐学”，又如“外国没有艺术学”等等。他认为“一个民族统领全局的艺术学不能没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可以有；并指出中西艺术理论史上都有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思想与文献[3]10。应该说，从中国艺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实际来看，对于艺术的综合研究和一般研究源远流长，是一个比较明显和突出的特点。 从先秦始，中国艺术思想就与伦理、哲学、教育、文化等思想交揉在一起。中国艺术思想的源头，孔子、老庄的艺术思想，首先就是一种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如孔子谈的礼乐关系和美善关系，老庄谈的虚实关系和道技关系，都不仅仅是从艺术着眼，而首先是对宇宙、社会、自然、人伦问题的根本性思考。孔子十分重视艺术的道德化育功能，以仁释礼，以乐传礼。他的“乐”涵盖了诗、乐、舞等多个现代艺术样式，是一种综合性艺术活动。孔子将“乐”的审美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相贯通，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有过于重视以善立美的某种偏颇，但他从美善相乐出发，强调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和文化功能，强调艺术审美和人性的内在关联，对于中国艺术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孔子是从个体的社会责任出发观照艺术，老庄则是从生命的自然规律出发观照艺术。与孔子从“礼”到“乐”不同，老庄是从“道”到“游”。“道”即本体，“道”在万物。“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道”乃是神味虚实之妙契和出入之自由。庄子赞美大美不言、得道遗技、虚静无为、心斋坐忘，追求素朴自然的逍遥至美。庄子并没有直接谈论艺术的问题，但无疑是中国艺术精神不可忽略的源头。孔庄学说构筑了中国哲学和艺术思想的根基，在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承续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孕育了中国艺术思想“大艺术”的独特文化品格和审美特性。孔庄之后，从汉魏经唐宋至明清，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艺术样式的日益丰富和独立，艺术思想和理论对艺术自身构成、内部要素的关注日益加强，乐论、画论、书论等各自独立，涌现了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等音乐理论论著，谢赫《古画品录》、石涛《画语录》等绘画理论论著，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等书法理论著作，以及计成的《园冶》、焦循的《剧说》等园林、戏曲理论论著。这些论著不仅有对音乐、绘画等世界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艺术样式的探讨，也有对书法、戏曲等极富中华民族特质的艺术样式的探讨。同时，它们在探讨艺术问题时，也大多延续了孔庄以降将艺术放在社会文化、自然宇宙的大视野中来观照的传统。如阮籍的《乐论》，就把音乐视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4]149，既讲乐有“常数”，也讲乐以“化人”，把音乐放在自然、个体、社会的大系统中。再如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提出了“意在笔前，然后作字”的创作原则，有学者认为这是“书法从单纯的文字符号”，“朝着‘人格化’方向所进行的初步转化”。[4]194中国哲学和文化强调主客、内外、出入的矛盾统一，重视自然、社会、个体的交融和谐，以生命之眼诗情之怀观照自然、宇宙、人生的生生化演，使得中国艺术理论涌现出“大音希声”、“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离形得似”等一批富有人生底蕴的理论命题和“神思”、“风骨”、“玄鉴”、“境界”、“机趣”等一批富有人生情致的理论范畴。这些命题和范畴，大都把人情、物理与艺术的形象、意趣相贯通，体现出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统一、真善美相贯通的大审美大艺术的理论旨趣。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谈到，“人生即是艺术”[5]20，“人人兼有艺术精神”[5]30，这是自孔庄以降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传统。这种传统，涵育了中国艺术与思想理论浓郁的人文情韵和文化气象，使得中国艺术理论的许多范畴和命题不是专泥于一种艺术样式，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艺术自身。“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5]82，由此，也成就了中国传统艺术和思想理论“大艺术”的重要视野与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