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5-0105-119 1959年，还未成为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曾说：“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场竞争更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关注，那就是中国和印度为争夺亚洲领导权，赢得亚洲国家的尊重，以及向世界证明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而进行的较量。这场斗争或许更加微妙而不招摇——甚至它都不被双方承认——但毫无疑问就是一场斗争。因为这事关两个对所有未明确发展方向和落后的国家最具吸引力的大国”。①时隔55年后，这场关于哪一种发展道路绩效更高的较量仍未结束。经济改革领域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和印度同时跻身于新兴大国的行列，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两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领域的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②近20年来，学术界已有许多关于中印对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绩效，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民主、威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等领域。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国际社会大体上接受中国比印度发展得更好这一结论，谁能发展得更好这一问题变成了印度是否能赶上并超过中国的问题。③然而，对于中印两国政治领域的比较研究似乎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已有的许多关于中印政治领域的比较研究也大多集中在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政治大体上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因变量，主要用来解释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过程及其差别是如何造成的。④这些研究说明尽管中印两国政治发展的道路、模式完全不同，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太重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印度被称作是稳定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党执政体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被认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印度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和内在潜力是不言而喻，而中国还没真正开始从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从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选举和政党、政治参与各方面来看，似乎都缺乏可以比较的对象。 中印政治领域的比较涉及发展中国家应如何评估其民主政治的过程性和实质性定义之间的区别这一核心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质量的研究开始兴起。这些研究从本质上突破了将民主等同于自由选举和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简单定义，将新兴民主国家以及老牌民主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予以评价。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威权国家在领袖层更替、法治、反腐败等方面的改革以及政府效率的提高，使得“威权主义”这一笼统概念已难以评价其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中印两国而言，在民主宪政结构、大众参与和竞争性选举等方面，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稳定运行了60多年；然而在政治稳定、政治腐败、责任政府等方面，未能证明比中国更成功。因而，除了民主与威权的简单对立外，在政治发展的诸多方面，中印两国发展水平如何、各自面临着怎样的挑战，理应受到关注。在对中印两国崛起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就给予极大关注的同时，如何看待两国政治发展的水平，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本文旨在梳理西方学界和研究机构对中印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已有成果，为客观分析两国政治发展的绩效提供参考视角。 一、西方学者对于中印政治发展的比较 西方学界对于中印政治发展的比较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鼎盛时期。亨廷顿、摩尔等人都对中印两国进行过比较。亨廷顿认为中国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建立，是20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够统治的政府；而印度的稳定则主要依赖于高度制度化的国大党和文官系统。⑤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了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而既没有选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选择东方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印度，阻碍现代化的因素特别强大，“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出印度社会是否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及维持或扩展自由民主”。在对印度农村和农业发展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印度为了民主，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速度。对印度而言，“无论是采用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强制手段，还是社会主义式的直截了当的高压政策，都是有必要的”。⑥ 亨廷顿和摩尔的观点对于后来中印比较的研究者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再次对于中国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肯定，在她看来，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官僚体制。⑦而印度，由于在政治上未能经历革命，陷入了失败的困境。⑧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国先后启动经济改革。许多学者用“奇迹”、“成功”等字眼来赞扬中国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伴随着贫困、腐败、剥削、缺乏安全等巨大的社会代价”。⑨ 20世纪90年代印度启动经济改革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2005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弗里德曼和布雷斯·季礼主编的《亚洲的巨人：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一书，对盛行于中印比较研究中关于中国“成功”和印度“失败”的结论进行了辩驳，认为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在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足以称之为“成功”，而印度的民主制度也不能称之为“失败”。在政治发展方面，作者认为印度已经建立了能够提供有效治理的机构和合理制度，具有长期的政治稳定性，保障了自由和大众参与，通过联邦主义和妥协来处理语言、宗教、种族和地区等社会多样性问题，政治制度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弹性。与此同时，该书不仅认为在自由和民主参与等领域，中国政治发展领域几乎没有进步，而且还面临着极高的转型风险，甚至有可能会走向分裂。⑩在政治稳定和政府效率这两个通常被认为中国表现得更好的领域，该书也予以了反驳。该书认为中国的政治从长远来看是不稳定的，而政府的高效则是因为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缺乏问责制约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关注某一特定议题，并动员所有的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11)总之，该书的几位作者不仅仅肯定了印度在自由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认为在经济增长、人类发展和治理等领域和中国取得了同样的成就，甚至在公平和治理方面比中国更有优势，而根源就在于印度的政治是民主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