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是西方科学与文化发展的精髓之一，它最初发端于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物理学的省思，随后其观照领域逐渐扩展至社会科学。科学哲学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生、运作机制及其产物所进行的省思与批判。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其名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曾强调：“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① 长期以来，科学哲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化与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被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界所漠视与疏离。在较为简单化的实用旨趣与功利取向的引导下，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大家所关心的是一套‘研究方法’，而不是钻研其背后的‘方法论’(methodology)；他们只想学各种不同的‘科学’，却不想深究作为‘科学’之基础的‘科学哲学’”②。这种对科学哲学的漠视与疏离，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如台湾大学黄光国教授所指出的，我国社会科学“之所以长期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相应的理解’”。③ 笔者认为，也正是缺乏这种“相应的理解”，导致当下我国教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出现了大量的滥用研究方法、乱套西方理论的偏差。有鉴于此，本文以科学哲学史上的实在论之争为切口，简短回顾与梳理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介绍新近的建构实在论，希冀引起我国教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对科学哲学的重视，特别是对当前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建构实在论给予足够的关注，并以此作为方法论来指导当下的教育科学研究。 一、争论：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 “实在(reality)”是科学哲学领域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回顾20世纪的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个科学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于“实在”有着不同的见解，从而形成了多个实在论派别。总体而言，这些派别林立的实在论可以划分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是在概观20世纪科学发展的水平上，对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的旧的传统实在论的一种新发展。”④根据科学实在论的观点，科学的目的“在于以其理论给我们提供出一个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确切故事。它把科学理论看作是对实际存在东西的真实描述，并且把科学活动看作是一种发现的事业而不是发明创造的事业。”⑤据此可见，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与客观实在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须看它是否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相符合，如果相符合，就是真理，反之则不然。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一切真的命题的记述完完全全地描画出了世界。世界为所有一切基本命题的记述加上关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的记述所完完全全地描画了出来。”⑥据此不难发现，科学实在论实际上是一种“真理—符合”范式，以追求完全符合客观实在的、“一劳永逸”的真理为学术旨趣。但不幸的是，建立在科学高速发展与取得巨大成就之基础上的科学实在论，随着近现代科学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科学实在论也不得不面临着令人尴尬的困境。例如，量子力学对牛顿经典力学的批判性超越表明，微观粒子领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粒子之间存在着非局部性联系，粒子的运动是非连续的、非充分决定论的，微观客体与宏观客体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似乎向我们昭示出，建立在观察、实验等归纳逻辑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并不必然地与客观实在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相反地，“科学是开放的事业，科学理论无法保证自己永真”。⑦ 科学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完全符合客观实在？又由谁来评判是否符合客观在？面对科学实在论的种种困境，各个反科学实在论流派，例如，现象主义、操作主义、实用主义等都纷纷揭竿而起，对科学实在论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在现象主义者看来，只有来源于直接的感觉证据的知识才具有真理性；操作主义反对认为科学理论是客观实在的副本，而认为它仅是某种操作行为；实用主义则者认为，科学理论仅是一种用以解决难题的工具，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没有必然联系。对此，结合了欧洲传统实在论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反科学实在论代表人物劳丹(Laudan)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我们所知，科学并不提出真的，甚至高度可能的理论”。⑧一时间，科学实在论甚至“被讽为‘真理贩子’”⑨。于是乎，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其合理性，二者间的争论一直持续了很久。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新维也纳学派(New Vienna School)的崛起及其建构实在论的提出，令这场激烈的争论看到了“和睦相处”、“携手共进”的曙光。 二、超越：建构实在论 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 realism)是新维也纳学派的华尔纳(Fritz Wallner)教授近年来竭力提倡的一种科学哲学，其目的在于整合20世纪内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建构实在论的思想雏形最初形成于1989年，之后于1992年，华尔纳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关于建构实在论的一系列演讲，在当地引起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以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沈清松教授最为著名，他还被邀请参加了维也纳学派有关建构实在论的讨论，并为该理论做出了相当的贡献。1994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规格颇高的讨论维也纳学派及当代科学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华尔纳教授第一次将建构实在论带到了中国大陆学者的面前，“在许多中国［大陆］学者，这是第一次听说‘建构实在论’这个名字”。⑩也许是太过新鲜，也或太过陌生，建构实在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中国大陆学者的注意和兴趣。时至今日，建构实在论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仍然较为缓慢，但笔者相信，以其独特的理论气质，它在大陆地区应该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建构实在论在形成之初，主张存在着两重“实在(reality)”。具体而言，建构实在论将世界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实在”，这种“实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客观实在，称为环境界，另一部分则是建构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称为现实界。需要指出的是，将“实在”做如此的划分，表面上看，有些类似于康德所提出的“现象”与“物自体”，但它“并不采取康德的先验哲学假设”。(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