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4-0096-10 “后殖民叙事学”(postcolonial narratology)出现在叙事学研究领域源于经典叙事学在90年代以后对此前结构主义模式的自觉反思，以及由此开始的语境化叙事学研究。随着“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修辞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y)、“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等一系列跨界叙事分析模式的出现，后经典叙事学通常表现为“N-叙事学”的两相结合方式。(Herman，1999：1—39；2007：3—21)1996年，叙事学理论家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在《走向“自然”叙事学》一书中提出，叙事学分析与包括族裔文学在内的后殖民文学(主要是小说)在方法上可以互相借鉴，互为补充。首先，后殖民小说在文本语言层面通常具有显著的方言土语特点，代表了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历史，而这些特点一直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关注点；同时，在故事内容层面呈现的压迫和抵抗冲突使得人物和叙述者的言语方式充满张力，呈现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特点，而这些特点可以通过叙事分析显示其文化冲突意蕴。再则，从阐释角度看，后殖民小说家对于帝国文化条件下的文学成规有着充分意识，并以此为参照用新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述特点必然召唤读者对故事及其话语进行“对立模式”阅读(oppositional modes)，而这些从形式修辞到伦理意义的互动模式为后经典叙事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1996：366—67)弗卢德尼克试图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进行桥接的努力在后经典叙事学发展史上并非首创之举，(申丹：2005)但是，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直接借用女性主义“抵抗阅读”(resistant reading)姿态不同，她的重点在于揭示叙事形式本身包含的形式差异以及由此对阅读产生的影响。以维多利亚小说叙事成规全知叙述模式为例，她指出，依照福柯权力话语的政治阐释将全知叙述模式理解为“圆形边沁监狱”(Benthamite prison)式的权威叙事和监控力量，并由此认为全知叙述模式代表了作品对故事和人物的绝对控制；然而，从叙事信息分析角度看，这种以点概面的解释混淆了全知叙述者作为信息提供者和利用信息进行控制之间的重要差别。(1996：369)从关注叙事形式及其叙事功能入手，揭示形式在具体作品中对于意义阐释的影响，这种在理论普遍性与叙事现象特殊性、形式意义与政治意蕴之间寻找中间动态结构的路径成为后来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99年，法国叙事学理论家考德威尔(R.C.Caldwell Jr.)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方式。他认为，后殖民小说家在选择视角、编织情节、控制叙述节奏等方面通常表现出较强的自觉意识，并且以西方文学正典及其叙事成规为参照，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改写(rewriting)、滑稽模拟(parody)等手法，在故事和话语层面凸显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以及对西方正典及其叙事成规的高度意识。(301—11)考德威尔这里的观点直接借鉴了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十分关注的“逆写策略”，以及与之对应的“逆向阅读”。不妨略说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Edward Said)以法农(Frantz Fanon)的抵抗理论为基础，结合他本人的“东方主义”理论，聚焦于维多利亚经典小说，概述了“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对于揭示19、20世纪英国小说帝国意识的可操作性。(51)以交响乐中的“对位”现象为比喻，萨义德提出，帝国时期的小说隐含了作者写入文本的故事以及被排除在外的事实，因此，阅读这些小说必须参照帝国边缘地区的事实，对故事世界进行重新审视，揭示那些未被写入故事的暗示或附带性描述，揭示文本代表的“态度结构和指涉结构”。(Said：67、53)与此立场相似，考德威尔的“后殖民叙事”研究主要指一种阅读和阐释策略，所不同的是，这种逆向阅读立场不完全依赖于文本事实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互为照观，而是立足于文本写作者对叙事成规的重新利用，以及由此体现在文本层面的形式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后殖民叙事学”采用英文表达式postcolonial，而不是用连字符号表述的post-colonial，说明其主要关注对象是殖民以后的文学叙事作品，即那些在形式上与帝国时期文学形成明显差异的叙事文本。这一点与后殖民文化理论中强调“后殖民”作为对殖民主义采取抵制与批判的姿态形成了差别。(Appiah：347—48)当然，除了与叙事学对文学范畴的文本的关注，后殖民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实验性质以及与传统正典、传统成规构成的差异使得叙事学界给予格外重视。从学科研究角度看，从叙事学切入的后殖民文学研究(以小说为主要类型)将有助于纷繁复杂的各种后殖民理论在彼此相关中各有所依，使得关于后殖民文学的研究凸显其“文学”属性。 在一篇名为《论后殖民叙事学》的文章中，普林斯(Gerald Prince)提出从叙事学理论和读者阐释两个方面构建后殖民叙事批评。普林斯认为，一种“有用的”后殖民叙事研究方法应该以经典叙事学理论为基础，同时吸纳后殖民文化批评对形式“差异”的文化成因探究，分析后殖民叙事文本形式层面的差异对阐释的影响。(2005：374)与弗卢德尼克不同，普林斯主张以经典叙事学为理论立场，参照后殖民批评的抵抗式阅读，观察后殖民叙事文本的形式差异，由此探究形式差异对阐释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影响。这一认识与他对叙事学理论本身的强调有关。在一篇论述女性主义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关系的文章中，普林斯认为应该对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关系做如下解释：“一方面，叙事学为我们对具体文本叙事分析提供了工具和思想，使得叙事学成为一种叙事批评(narratological criticism)”；(1995：77)另一方面，“对具体文本的叙事分析‘有助于’对叙事学已有分类、特征和论述进行验证，对那些……可能被叙事学忽视、低估或误解的叙事要素进行辨析。”(1995：78)从表面上看，普林斯这里强调的是理论与阐释的互补关系，但他的重点落在理论对文本阐释的实用意义，而这也正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经过近三十年发展后开始出现的一个短板。在一篇回顾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文章里，有学者提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发展势头迅猛，但是，在这种强大的理论冲力下，“后殖民文学作品本身在西方学术界沦落为理论制造者的原料和消费品”，所谓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也大有“为理论而理论”之态势，成为后殖民理论圈内人士的某种特权话语。(Katrak：256)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至少表明关于叙事作品本身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而对于作品本身的关注一直是叙事学研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