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教育智库在我国炙手可热。但“头脑振奋”之余，更需“头脑冷静”。教育智库的相关机构建立起来是否作用发挥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如若不是，智库作用发挥面临何种困境？智库究竟该扮演何种角色？概言之，对于智库，喜悦之外的反思审视，从第一阶段应然层面的价值肯定，转向第二阶段实然层面的影响力发挥探究，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一、教育智库作用发挥的限度 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骄人咨政业绩，往往使人们聚焦于智库施加积极影响的光辉一面。但思维停留于此，则未免失之简单，因为智库作用发挥会受何种影响、智库是否皆能施加积极影响等尚需深入深究。 1.政策过程的影响力限度 智库作用的发挥更多体现在其对政策过程的参与方面。除却智库本身的社会声誉，国家政策过程的开放度，政策问题的复杂度，影响作用于政策周期的哪些阶段——议题确立阶段、方案论证阶段、政策执行或终结阶段，决策方的咨询是“象征性”拟或“实质性”等，皆会影响智库的参与度及作用力发挥。 在此方面，已有学者开展了智库影响力的评估研究。唐纳德·E.埃布尔森曾通过对美国、加拿大两国智库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国智库在作用发挥上表现出巨大差异。[1]即便是在同一国家，不同智库作用发挥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智库作用发挥并不是一种全面影响——遍布政策周期全过程，顶多涉及其中一个或几个阶段而已。 如此，可以把对智库影响力的研究，从简单化认可延伸至更深和层面——所“镶嵌”的国家政治体制结构差异、智库是以何种大相径庭的方式作用于政策周期不同阶段、评估智库表现的指标等方面。 2.研究成果的效度 对智库作用的评定，研究成果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国外在此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注解，“邦克姆”奖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部门和科罗拉多大学的教育与公共利益中心合作创设，旨在为教育决策者和公众分辨研究成果的价值提供参考。从性质上来说，该奖项可谓是“开涮式”的评奖，因为"bunkum"与"nonsense(胡说、废话)"词义相当，指的是一些由智库撰写的毫无意义、让人困惑、欺骗性的和科学垃圾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教育报告。华而不实的研究，往往使决策者无法做出正确判断。[2]当然，奖项作为一种评价机制，某种程度上试图发挥鞭策激励作用，通过严厉的批评，意图使智库产生更好的思想。2006年，在对来自10个智囊团的13份报告进行评价后，只有2份左右的报告基本上通过专家评估。而参与研究的，不乏大腕级智库，如卡托研究所、胡佛中心、曼哈顿政策研究所、弗里德曼基金会等。[3] 通过该奖项评定发现，或源于错误的假设，或存在意识形态、信仰对研究方法的误导，或源于赞助者的利益俘获，或样本选择缺乏代表性，或将多变量导致的变化简单地归于某一变量等等，导致教育智库研究结论谬误或数据分析无法支撑结论。 由此观之，以为设立了智库就可以保障政策质量的想法相当危险。反观被寄予厚望的我国教育智库，唯有对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逻辑困境进行深刻反思，方有助于智库更好地发挥功效。因此，有必要探讨哪些因素影响着智库作用的发挥。 二、影响教育智库作用发挥的因素 现实中对教育智库的倚重主要在于其技术分析。有哪些因素导致教育智库作用的发挥？ 1.“确定性”的错误预设 对教育智库崇信的背后暗含的是一连串预设：有一个清晰的可以界定的问题，有一个明白无误的目标，可以通过技术理性来解决问题，而智库的分析无疑可以增加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并增进共识。 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某些情景下，如涉及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时，不确定性是不可减少的。以为通过技术分析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并进而增进政治共识的想法，往往为技术分析提供了“过度的客观性”，忽视了技术分析的政治化——被当作意识形态争论中战略及战术上的资源，为特定立场精挑细选甚或错误地使用、“编造”信息，提供根据。[4]同时，也忽略了增加新的不确定性的可能性。 对前述预设，英国学者科尔巴奇做出回应，挑战了传统认识中“政策是什么、谁制定了政策、在哪里制定政策、政策为了什么”等看似简单已经有了“共识”的回答。传统主流范式认为，政策即政府的决定，好的政策是政府能确立正确的政策目标，用恰当的手段实现它。但在“渐进”决策与“理性”决策的争论中，林德布洛姆批评了将政策视为追求实现已知目标的最佳路线的观点。他主张政策分析是有限理性而非全面理性的，对好政策的检验，与其说是实现了已知目标，还不如说是人们对实现这个决策过程的一致同意。[5] 为制定出好的政策而诉诸专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不存在单一的专业领域，需要运用的专业知识往往是不同种类的，因此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定义问题。此外，不仅不同的专家对同一政策问题的回答不同，甚至也不能设想这是同一个问题。专家不仅是在回答问题，同时也在构建问题，这也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包含着对资源分配的暗示。问题被建构的方式是与谁负有政策责任、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资源主张紧密相连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