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文学性研究已经陷入危机。“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大卫·辛普森的这句话值得商榷：真正“高奏凯歌”的，与其说是文学性倒不如说是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论争！从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各布逊提出“文学性”这个概念，到欧美的后现代学者们重提文学性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在文学性问题上差不多纠缠了一个世纪。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各种理解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乃至最终出现对文学性问题的釜底抽薪式消解。如，马舍雷呼吁：“我们必须放弃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是一个虚假问题。”①学术争论一旦走向对论题自身的否定，那就意味着研究行为的危机。倘若文学性真是一个虚假问题，那么一个世纪以来的论争，除了在文献上贡献出多元的理论景观，并导致我们在抉择上的无所适从之外，还有多少意义呢？如果文学性不是一个虚假问题，那我们在马舍雷们之后应如何深入文学性问题的研究？为此，我们拟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存在关系切入，建构一个可以超越马舍雷们的研究支点，以切实推进文学性问题的研究。 一 回归常识：西方文学性研究反思 卡尔·波普早就作过这样的预言：“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②当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这个概念来厘定并固化文学与非文学区别的，可能没有想到后来的大卫·辛普森、乔纳森·卡勒、希利斯·米勒这些人运用文学性问题来消解和否定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差别；同样，对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文学性“猜想”给予毫不留情的“反驳”，也不能证明这些后来的学者们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接近于文学性的自身历史，因为他们都面对同一条学术的河流。 20世纪西方文学性问题的“狂欢”，只不过是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缩影，一个理论凭借纯粹的逻辑演绎去预测和设计历史而最终却被历史所证伪或解构的文本。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的根本症结就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双重作用，赋予学术理论的天然优势，表现出对经验与常识的漠视或颠覆，从而促成理论在与常识没有多少实际关联的空间中飞速地自我繁殖与扩张，并最终导致这个空间的内爆和秩序的瓦解。有鉴于此，保罗·费耶阿本德呼吁应该成立一个由非专业人士所组成的“民主委员会”，由它来控制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与行动计划。他说：“最令人兴奋的经历之一就是看到一个门外汉律师能够在最高明的专家的专门证词中找到些漏洞，并因此为陪审团的裁决做准备。”③同理，西方文学性研究之所以会陷入危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学性争论者总是以盛气凌人的理论姿态漠视文学常识，瓦解文学常识。 众所周知，把文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事业，是晚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此前，文学主要是诗人、作家与普通读者的活动，它在常识的范围内依靠常识的自我更新而运转。无论是伟大的作家，还是一般性的读者，他们都恪守着一套有效运行的文学常识，即使是那些具有独创性才能的作家，他们也是在固有的文学常识内通过自己的创造而添加新的常识，没有人要刻意地去打破一切文学常识，也没有人能真正打破一切文学常识。周作人在1929年还讲：“老实说文学并不是神秘的东西，更不是特殊的学科，至于浅易的文学，乃系学者应有的常识。”④而专门的文学研究兴起之后，文学研究为了向人们证明自己的合法，为了向文学表明自己的作用，为了把自己嵌入文学这种活动，也为了从诗人作家与普通读者那里夺取文学的领导权，它就必须漠视既有的文学常识，破除既有的文学常识，乃至殚心竭虑地为文学常识寻找新的替身。这种新替身由于牢牢地掌控在它自己的手中，也就成为它挤进文学活动，打败诗人与作家，夺取文学权的武器。因此，文学性研究只不过是专门的文学研究打败、吞并或颠覆文学常识的幌子。巴里巴尔与马舍雷曾经指出，文学性是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一种“垂帘听政”。其实，真正的“垂帘听政”是20世纪的西方文学性研究：所谓的文学性争论，只不过是专门的文学研究在寻找能够取代文学常识的替代物中所发生的系统内争执。 艾亨鲍姆在说明为什么要建立“形式方法”时就曾公开声称：“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⑤艾亨鲍姆是俄国形式主义的著名代表，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长期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史，一生以研究俄国文学为职业，尤其是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这两位作家。而被他所竭力贬斥的象征派，无论是先期的波德莱尔、王尔伦、兰波、马拉美，还是后期的瓦莱里、叶芝、西蒙斯、庞德和休姆，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不是职业的诗歌研究者，就连1886年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的希腊人让·莫雷亚斯，也是一位创作出众多诗篇的诗人。 常识内部虽然不乏诸如新与旧、对与错这样的冲突，但它们毕竟都属于常识。专门的文学研究相信，就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严谨的科学和缜密的理论才能真正打败文学常识，才能把文学从常识的体制下解救出来，引向未来的康庄大道。罗曼·雅各布逊提出文学性问题时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把文学研究建立为一门科学。“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把方法作为它们唯一的‘人物’。然后，关键的问题在于运用和论证这一方法”⑥。当文学性问题被确立为建立文学研究科学的基本途径时，那就意味着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性研究开始进入脱离文学常识的纯粹逻辑时代。什克洛夫斯基曾用一个“工厂”比喻来说明他们的文学性研究：“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语言)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对于纺织“工厂”而言，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是由少数专业人士负责的技术问题，属于纺织领域的科学，而市场行情与政策才是总体的攸关工厂生存的常识问题。文学性研究不关心市场行情与政策，不就是在刻意疏离文学常识么？因此，敏锐的巴赫金早在1928年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织布的方法是与总体技术水平和市场形势紧密相关的，前者决定于后者。如果不了解、不考虑后者，那就不可能发现和理解任何的‘内部规律’”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