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3-0083-05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长期绵延，呈现出异乎寻常的“超稳定结构”，这其中除了“大一统”小农经济缘由之外，主要是因为儒家从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与拷问。儒家的“大教育”制度设计，即是以追求“贤人居位”和“圣王之治”为目标，它注意到教育的崇高道德理想及其对宗法等级社会的契合度。需要指出的是，法久弊生，儒家教育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不免出现某些偏差，其制度本身也存在某些弱点，需要与时俱进、因时变革。因此，从文化上反思儒家“大教育”制度建构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教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复杂互动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圣王之治与原始儒家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 春秋末年以至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面对乱世，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各具慧眼，力挽狂澜，致力于探索和建构其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礼记·礼运》、《大学》的作者更是在前人实践探索和学理建构的基础上，对儒家的社会理想予以高度的理论总结。 孔子赞赏鼎盛时期的西周社会，公开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8但他也不是要完完全全地回归西周社会，而是要有所“损益”，以“仁”的精神去改善人才的基本素质，倡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从平民中“举贤才”，重构和活化先王的礼制政治。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统治者理应仁爱天下，心怀黎民苍生。因此，当子贡问及：“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63-64孔子并不避讳“爱有差等”的客观事实，肯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承认人的社会身份各有其名分等第，要求每一个人都不可逾越其固有的等级名分，声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121强调统治者更要率先垂范，克己奉公，遵守礼仪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使小民受到感化而心悦诚服，从而达致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治境[1]51。 与孔子“博施济众”的仁爱思想相通，孟子更进而提出“制民之产”和“保民而王”的仁政主张。孟子认为，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恒产”，要求统治者要严格地划清田界，“制民之产”以固其恒心。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5在他看来，统治者果能树立“民为贵”的意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2]79；在此基础上，再施之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125的人伦教化，这样就会很自然地让老百姓在相对平安的生活环境中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他期盼，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不忍人之心”为原点，扩充并善推其内在的人性“善端”，由己及人，从而实现仁爱天下的社会理想。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2]16 荀子沿着孔孟的德治仁政的思想轨迹作进一步思考，深知百姓的合理的利益诉求必须给予必要的满足，强调为政者要充分考虑到农、贾、百工的各自需求，做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3]393。但他同时认为，天下无道的根本乃在于礼制的脱序，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3]599荀子的思想中虽然融入了“法”的因素，但他仍然认为“礼”才是“法”的根本，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3]8事实上，从孔子的“博施济众”到孟子的“制民之产”，他们固然关注到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但从根本上而言，儒家从未放弃对宗法等级社会统治的肯定，从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到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都昭示着其理想社会统治的等级基础。而荀子更进而认为，重建先王制定的礼治社会正是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群居和一之道”。他指出，先王制定礼义的目的就是：“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3]61 成书于战国后期的《礼记·礼运》吸收和综合了孔、孟、荀等原始儒家思想，并将社会理想划分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历史阶段——大同与小康。就其人类的终极理想而言，主张建立一种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彼此和谐相爱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658-659这一美好的理想追求无疑寄托了作者对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殷切期盼，但这样的理想在宗法等级社会中确实很难做到。为此，《礼记·礼运》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更为现实的“小康”社会理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4]660-661在小康的社会里，存在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血缘意识，以及“货力为己”的私有观念，贵贱等级思想尚不可能消除。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诸先贤君子已做“礼仪以为纪”，“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堪称礼治德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