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从最初的教育经验与实践的译介，到后来深度的理论比较与解读，国内教育学界对西方德育领域的研究，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性关注，既反映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德育蓬勃发展的基本面貌，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德育的变革与发展。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Sadler)有一句名言：“学校之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①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同民族、文化与文明之间交流的频度与深度前所未有，而不同形态的道德与价值的碰撞与冲突更是其中主要的内容与要素之一。面对这一趋势，当前各国政府和理论界都在重新思考和评估德育的地位与发展问题。世界范围内德育的再次复兴或深度发展，也将成为当前一个重要命题和热点。东西方比较的视角恰恰可以更好地将问题展开，并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德育的未来发展带来有价值的思考与启迪。 一、东西方德育形态发展：从知性到理性 道德或德育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从混沌与蒙昧的生活中走出，因而德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活的本质形态。因此，道德生活与教育的发展，又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德育的发展成熟度成为了人类文明或文化发展状态的“风向标”。这一点几乎同时反映于东西方人类社会与生活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纵观人类历史中的各种道德教育，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开启认知的生活蒙养、维持信仰的宗教教化、祛除蒙蔽的理性启蒙以及培养公民的价值教养等不同阶段、不同形态及不同重点的德育形式。 (一)开启认知的生活蒙养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东西方文明、文化的发展，在特征上虽然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但从发展的最终方向与结果来看，却又体现出了殊途同归的效果。比如，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东西方世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文化井喷及百家争鸣的现象，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诞生了很多思想巨人。他们的教育理论也都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深刻地左右着东西方社会与文明的发展轨迹，分别成就了东西方伦理学及德育理论的人文思想基石。其中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苏格拉底和孔子两人都主张人本位或以人为本，注重对伦理、道德的讨论和研究，主张德行一致、社会和谐等理念。 以公元前300年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人类文明处于蒙昧期，之后则走出了蒙昧，进入到文明的自觉自醒阶段。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在地球的两端——希腊和中国，人类几乎是同时走出了文明的蒙昧期。人类文明的开蒙，同时也标志着东西方德育发展的肇始。从最初社会意识的口耳相传的德育开始，直到后来的宗教教化，基本上都没有仔细划分彼此的界限和范围，是一种综合的德育。但这种德育实际上也包含了众多学科中的知识启蒙教育，教育的过程就是传授与生活常识、习俗与准则等相关知识的过程，这可以称作“知性蒙养”或“生活蒙养”。尤其是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知识即美德”成为了(西方)道德教育的一大传统。东方虽未见到明确“提法”，但以生活常识为主的各类蒙养教育，也一直承担着相同的德育功能。知性启蒙开始受教育者的基本认识，启发智慧、摆脱愚昧、祛除成见。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认识，不断自我启蒙的历史。 虽然在学校教育出现后，东西方都出现了初级“分科”形式的各种教育，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德育服务的，将德育寓于知识的启蒙教育过程之中。例如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蒙学和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智者们提倡的“七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文法、修辞、辩论术)，主要也是涉及生活、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常识的学习，德育与智育的目标和内容是一致的和重叠的。开启认识的知性启蒙将人的品德看作智慧，基本伦理原则是“正确的思想必然导致善的行为，错误的思想必然导致恶的后果”②。“德性变为理智的一种形式，强调了知在人的品德中的支配作用，从而开启了西方重智的德性论传统。”③以知识为主的德育后来一度成为历史主流。毫无疑问，德育的内容要求符合当时的实际，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发展的重点。 (二)维持信仰的圣典教化 在人类原始社会状态下，图腾崇拜是生活的中心，也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宗教教化的形式之一。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将宗教与道德等同视之，并将它们一并看成是“人的心灵的一种倾向的记录”④。这种对信仰教化的肯定，正如早期人类将智育等同于德育的看法一样本“无可厚非”，但历史上，德育生活知识的蒙养传统的“度”总是难于把握，经常被任意地利用和夸大。很明显，这些因素自然包括宗教、政治等。德育一度被抬高到很重要的地位，成为了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和学习都必须围绕的中心。尤其是在中世纪或儒教圣典化时代，对宗教德育内容及其解释的学习，居然成为学校德育的核心工作。宗教道德的内容识记或者对其解释，成为了受教育者们道德行为的标准和规范，甚至可以替代司法程序。德育的启蒙特征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脱离了生活基础，也完全脱离了早期人类德育的朴素启蒙特征，这时的德育就不再是进行知性的启蒙了，而更多的情况下是在蒙蔽真实的道德生活知识，以生活蒙养为主旨与内容的教育似乎逐渐淡出了德育的视线。 在西方，德育的这种形态集中地体现在了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圣经》的圣典化方面，特别是从奥古斯丁(St.Augustine)到宗教改革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在东方，儒家典籍的圣典化所服务的目标，也成为维持与传播儒教的“类宗教”性质的价值谱系——五伦(仁、义、礼、智、信)道德体系。伴随儒教的传播，日本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德育也深深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如镰仓至室町时代的日本武士道教育等⑤。在佛教等宗教兴起之后，外来宗教与东方古典的神秘主义传统相结合，更是将这种信仰道德的教化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最为典型的表现，莫过于东西方都曾先后出现了“经学决狱”与“中世纪的裁判所”。世俗的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圣典的教化力量，以虚幻的信仰维系着自身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