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3-0078-05收稿日期：2013-12-10 近年来，学界有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教育知识”作为学术概念逐渐被接受，频频出现于教育学期刊、学术会议，甚至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日志、教研活动现场。悄然流行的“教育知识”术语似乎并无新意，人们主要用其泛指研究教育问题的结论、认识教育现象的成果。果真如此，这一现象本身便蕴含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已有“教育理论”可指称这一对象，为何还需要一个“教育知识”？这一术语的兴起是偶然的、随意的概念选择行为吗？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教育知识”的兴起？“教育知识”的兴起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妨从比较两个术语入手。“教育理论”与“教育知识”两者所指对象大致相近，但它们的内涵却不尽相同。两者内涵的不同根源于“理论”与“知识”的差异。翻检工具书可知，“理论”(theory)来源于希腊语theoria，是力图通过精神高度集中的观看(looking)、沉思(contemplation)而获得一种精神观念(mental conception)[1]503。有论者分析古希腊的“理论家”的工作指出，理论沉思是对超感觉、超现实的抽象实体进行沉思、思辨，理论沉思的对象多是关于令人敬畏的天体运动的规律性，因此“理论”的原初含义是传统本体论哲学[2]65。此外，据考证，“理论”还标识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在希腊语的辞源中，它指的是与“神”有关的庆典、风俗活动中的旁观者或来访者，以及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时观看、沉思的状态[3]5-9。可见，“理论”概念的使用有一个演变的过程[4]。早期是一个与“实践”相对的概念，其内涵比较模糊，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理论”一词专指具有一定结构的陈述系统，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 毫无疑问，“知识”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观念”。就“知识”的范围而言，它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术语，“其广泛性，在某种程度上，和存在相应”[5]689。也就是说，有一物存在便有一物的知识，“唯一不能成为知识或意见的对象的——除了以否定的方式便不能被加以思考的东西——是那种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存在的东西，简言之，虚无”[5]689。就“知识”的含义而言，自古希腊哲学家以来，大多数哲人赞同从与“意见”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知识”。两者是质的差别，因此即便是“正确的意见”与“知识”之间也仍然不容混淆[6]30。两者的质的区别集中体现在“知识”的本质内涵当中。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回答了“知识”与“意见”的本质区别，并试图“把许多类别的知识归之于一个统一的定义之下”[7]43。这就是现在西方知识论中所称“传统的知识的‘三元定义’”，或称为“柏拉图的定义”[7]43。柏拉图将“知识”定义为一种确证了的、真实的信念，“信念”、“真”与“确证”便构成了知识概念的要素。后世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汗牛充栋，我们无法逐一述及，但柏拉图的定义似仍可视为揭示了“知识”的基本内涵。 根据上述简略梳理，可进一步辨析“理论”与“知识”的如下区别。从两者的主体看，从事理论研究的主体，乃是整个社会的有闲阶级。早期能够从事理论沉思的神圣活动者，显然不可能是奴隶，也不可能是一般民众，理论沉思向来被奉为贵族的事业；现代社会能够从事理论研究者，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大多来自通过层层选拔的高等院校，是接受了学术训练的社会精英。与之相对，知识的广泛性决定了从事知识生产的主体的广泛性，“与存在相对应”的知识及其生产显然是社会中少数的精英阶层所无法掌控的。于是，开始有哲人相信，任何人都可能有知识，人们只要用适当的方法便可以将其“生育”出来。这便是苏格拉底终身奉行的信念，也是他毕生哲学事业的重要前提。基于上述理解，我们拟将理论的构建过程称为“研究”，能够从事研究工作的必然是少数；而将知识的形成过程称为“生产”，这一术语恰好表达了知识主体的“大众化”特性，两者颇能区别。 从研究与生产的主要环节看，根据已有分析，理论的研究方式崇尚“个人”的沉思。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研究是个体化的，带有极强的“唯我论”色彩，但这种个体沉思为什么丝毫没有妨碍人们对其成果的接受？为什么人们往往对理论都表现出异常信服？而且大多数人都愿意一再地回到古旧的理论中去？当下的理解经典、诠释经典的思潮就是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宣传者注重强调理论创建者的个人魅力，通过各种途径竭力将他们塑造成天才、圣人。每一个理论体系都是在某一个天才灵感闪现之下完成的，这种创建工作是常人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常人只能俯首学习。我们的理论(学术)史通常便是由创设理论体系的一个又一个天才的传记构成的。理论体系和神圣经典的产生十分相似。知识生产不同于理论研究。知识本身含有个人信念，加之知识主体仅是一般常人，因此知识生产的主要环节就是消除生产者的“个人性”、“唯我论”，如此才能为他人所接受。然而，知识的任何个人论证都是不充分的，因为论据、论证本身都是在信念的指导下选择和进行的，都是知识主体的个人行为，始终不可能摆脱“唯我论”的纠缠。知识生产要走出“唯我论”的悖论，必须在主体间展开。 从两者与实践的关系看，理论作为理智者的精神游戏，其目的本身并不指向实践。理论以自身为目的，这正是其超越实践的根本原因。“超越实践”或许是理论自产生以来的一个先天的秉性，理论主体不仅不以此感到焦虑，相反，由于实践者大多不知理论，因此“超越实践”正是理论主体自以为高于从事实践活动的劳力者的身份标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些高贵的沉思者看来，反而是“不知所谓”的。由此看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是理论的本性使然，实在不是什么值得惊异的怪事，若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应然、本然来看，必然付出消解理论的“超越性”的代价；转从实践(哲学)角度分析，似仍然无助于弥合两者的距离。知识不同于理论在于，“它与存在的相应性”，它以个人的“信念”为根基，此两者决定了知识与个人的实践紧密关联，并因此存在“个人知识”之说。如果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个人知识做支撑，那么“知识即德性”之说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若将“知识”换做“理论”，讲“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一套理论”，“行为和理论”本然一体，这便有些不可思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