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生活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作为反思政治生活深层本质的政治哲学，已日益成为理论界的一门显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愈来愈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探讨，存在着两种极端性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政治哲学，只有唯物史观；另一种观点则将整个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政治哲学。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前者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变革世界”的政治使命，因为“变革世界”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应当关注的价值生成问题，也“不能从唯物史观中排除考察问题的规范性方式”①。后者不能说明政治哲学具有“反思政治”的理论特质，因为政治哲学毕竟具有逻辑抽象的思辨本性，是“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治事务的哲学反思”②。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价值构想，马克思主义存在政治哲学是无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是一种理论形态“尚未完成”的政治哲学。为此，我们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史自觉”，更应该有“方法论自觉”③，应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回应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理性诉求，顺应人类社会政治矛盾发展的历史逻辑，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合理思想，进行开拓创新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制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了其政治哲学的思维原则和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只能根据这种思维原则和价值取向进行理性推演，这正是我们目前所要完成的理性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坐标 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二者具有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政治哲学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其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理性产物，同时又以其政治理念和政治思维的特有方式，指导着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从本原性的层面上讲，任何政治哲学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依据，从而构成了特定时代政治哲学历史生成的实践坐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观表明，人类社会政治实践萌生于原始社会氏族性政治实践的原生形态，经过了阶级对立的社会阶级性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迈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性政治实践的时代高度，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性政治实践的社会政治，从而生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哲学的多样形态。 政治哲学产生的逻辑前提是人类社会政治理性的历史生成。人类原始社会的氏族性政治实践，政治主体的理性能力尚未产生，只能形成心理形态的政治意识，这种缺乏政治理论指导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人类原始社会氏族性政治实践的原生形态，从而显示了原始社会政治实践缺乏理性自觉的朴素本性。在阶级社会产生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分工使人类专门化的精神生产活动随之产生，进而培育了政治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其认知路径也开始从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深化。随着人类政治理性认识形式的历史生成，政治意识就开始由自发式的心理形态向自觉式的思想形态演进，思想型政治意识标志着人类社会政治意识发展的高级形态。随着人类阶级对立社会的出现，政治思想和国家政权互动共生，作为统治阶级实施政治统治的两大手段，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上层建筑。 人类阶级对立社会的政治实践，本质上是两大对立阶级的历史互动，阶级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基本主体，因此可称之为阶级性政治实践。统治阶级始终处于政治实践的主导地位，成为两大对立阶级中的强势主体，表现在政治统治实践和政治文化建构上的双重强势。阶级对立社会的政治思想，本质上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其政治哲学自然也是强势阶级政治统治实践的思维升华，又反过来内导着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在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始终垄断了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生产权，被统治阶级因无精神生产权而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从事的政治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实践，它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④的政治空间，担当起人类社会全面解放的历史责任，历史地成为人类迈向共产主义伟大运动的政治主体。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聚集人类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能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实践，表征了政治生活实践主体的人民性特征，因此可称之为人民性政治实践。人民性政治实践超越了资本主义公民性政治实践的历史局限，代表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主导趋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构成了人类最终走向“至善”社会的实践路径，从而标识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性生成的实践坐标。 人民性政治实践依次形成了三大实践形态。第一大实践形态为解构型政治实践，表现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首先面对的是强大的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其政治任务是领导人民群众“打碎旧世界”，推翻剥削阶级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⑤，通过政治革命的实践方式，把国家政权由统治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政治革命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所在，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形态的历史变革。第二大实践形态为建构型政治实践，表现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性政治实践，通过政治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把人民性政治实践推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建设新世界”，亦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题是革命，是破坏旧国家、建立新国家，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则是管理好、建设好新国家”⑥。“建设新世界”本质上就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是一个广义的政治观范畴，不仅包括国家建设，而且也包括社会建设；不仅包括政治发展，而且也包括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现代化建设正是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观的根本内容。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⑦。第三大实践形态为调适型政治实践，表现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变革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要。基于此，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⑧。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是在政治建设进行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巨大的政治工程，就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将原来建立起来而又不适应当今发展的体制机制清理革除。亦即调整社会主义建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既定体制，使之更加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发展的实践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