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2)05-0053-10 在民国史坛乃至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社会经济史学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和意义。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核心和主干，是20世纪史学新潮流和新方向的表征。而如何从事社会经济史这一新领域的研究，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民国学者众说纷纭，前后反复，经历了一番不小的困惑和摸索。大致说来，一派信从唯物史观，是为“理论派”；一派接近实验主义，是为“材料派”。起初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谋，后经往复论辩达成基本共识，执两而用中，在理论与材料之间寻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点，最终将社会经济史研究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场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拉锯和博弈，对中国经济史学本身以至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成熟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不失其启示借鉴作用。但以往学术史研究者对此多作简单化处理，一笔带过而未予深究细查，本文拟稍稍弥补这一缺憾。 “食货之学”虽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却发端甚晚。相对于政治史、思想史等学门，经济史可谓姗姗来迟大器晚成者。1920年代，日人田崎仁义称：“关于古代中国经济史，现在还没有可算完整的参考书。……还没有看到足视为经济史者。”①据陈家芷介绍，“中国人至于中国经济史的著作，以李炳华女士的中国经济史为最早”，此书1921年以英文在纽约出版。但它多将中国史书中的经济史资料，译成英文，“对于西人研究中国经济史虽有许多帮助，对于国人则无大裨益”[1]。直到1929年，还有人感叹：经济史学在西方已有长足的发展，而国内“关于经济史的著作，除了李光忠先生译了一本‘欧洲近时经济发达史’以外，实不多见”②。以上提到的两部作品，在中国史学界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由此可见，1930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史学尚在酝酿阶段和幼稚状态。 中国经济史学的真正发达是伴随着社会史的风行而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史学科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2](P93)。当时的社会史概念与今日差异巨大，它实际上是以经济史为主体的。在时人眼中，社会史与经济史基本是能够通用互换的名词，社会经济史可以并称。如著名的经济史杂志《食货》半月刊即标明“社会史专攻刊物”。所以，此时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认识大体是一回事。 那么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正确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在社会史论战初期及高潮阶段，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高度重视理论方法，视之为厘清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的命脉。《读书杂志》的编者王礼锡就指出：“方法论上的辩论是最正确的辩论。更明显些说，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的解决，还在于方法论的解决。”[3]《食货》的作者李秉衡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并非一场空辩，实含有决定方法论的形势”[4]。后来何干之也将社会史论战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归咎于方法论的缺乏。他说：“可惜各位参加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的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5](P293)无论在当事人还是后来者看来，理论方法问题都是社会史或经济史研究的关键问题。 这里的理论方法有所专指，即唯物史观或唯物辩证法。“历史的方法论就是历史的唯物论”[6]。论战学者大都以唯物史观或唯物辩证法自许。余沈说：在最近二年来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分析，“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7]。陈伯达也有同样的观感：数年来，风靡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中国社会史争论，似乎大多数人都还以“唯物史观”或“辩证唯物论”相标榜，敢于公开否认唯物史观的，似乎不多，因为如果有谁公开否定，他的文章就不会引起人一读的兴趣[8]。王礼锡也承认：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武器”，论战“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余地”[9]。杜畏之则强调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10]以上表明，唯物史观或唯物辩证法被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惟一正确方法。 在这一阶段，重视理论的取向呈一边倒之势，少有人持有异议。所以有人发觉，“在方法方面，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比较有成绩的著作，多半直接间接受唯物辩证法的影响”[11]。唯物史观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主导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比拟、不能取代的。当时也有人注意到史料工作。王礼锡考虑到参加论战者的研究需要，曾计划出版一批《中国经济史料》，先把《汉书》上的《食货志》和《史记》上的《货殖列传》合起来印成一本书。《读书杂志》的另一编者胡秋原在论战专号问世前已意识到材料的重要，他表示：“还得先看看二十四史的《食货志》和《三通》之类有关古代经济的书籍，才敢下笔。”[12](P61)不过，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部分史料工作显然处于陪衬和辅助地位。 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之外，另一批学院派学者却将史料问题置于经济史研究首位。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下简称《集刊》)创刊。它是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为名的学术刊物[13](P11-12)。其《发刊词》声明：“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欲开展经济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14]。可见，自创刊之初，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就被提到首要位置，被视为当务之急。这一立场在该刊中得到反复申述：“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15]在这里，所谓方法只是一种工作态度，一种以史料、事实为起点的操作规程，是一般的而非具体的；对资料则言之甚明，必为“原始的”、“量的”资料。重视史料乃是两点注意事项的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