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131.3 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在于通过对过去经济现象的研究，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以使人们获得某种启示。就理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言，经济史学能为经济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事实的证明和检验，使经济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日本的经济史学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该学科的研究就已达到较高水平。传统的日本经济史学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历史学所固有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即人们先搜集能够反映某种经济现象的史料，尔后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辨，再梳理成文，这类经济史著作叙述过多，而缺少经济分析和数据处理；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甚至成为不少学者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这些学者们认为，经济理论的重要作用在于探求各种经济现象间的联系，并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他们学术研究的特征是，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为前提，在对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探求何时具备能反映各阶段特征的经济现象。为此，这些学者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今，日本经济史研究硕果累累，如土屋乔雄的《日本资本主义史论集》（1939）、高桥龟吉的《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1968）、楫西光速等人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卷本（1954～1969）、守屋典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69）、有泽广巳的《昭和经济史》、大岛清的《日本经济危机史论》（1952～1955）和古岛敏雄等人的《日本经济史大系》（1965）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史学的研究领域，就其理论和方法而言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景象。应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仍有影响，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尤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由于一些学者注重经济模型的应用和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因此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被人们称为“计量史学”（cliometrics）或“新经济史学”。70年代，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经济史理论传入日本，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日文版对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将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中，人们称这种范式为“历史的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HIA）。该理论方法传入日本并被应用后，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被进一步拓展了。日本经济史学界素有重视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一些掌握了经济理论的学者按照新的国民收支账户，对近世（注：近世为日本特殊的历史划分阶段，指江户德川幕府时期至明治维新时期（1603～1868）；明治维新后称近代。——编者）以来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如东洋经济新报社的《明治大正国势总览》（1927）、《昭和国势总览》（1991）；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纂的《长期经济统计》（1965）；安藤良雄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1975）。这些基础性工作为上述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总之，在理论与方法上不断引进国外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是战后日本经济史研究日渐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下结合日本经济史研究的若干事例，介绍某些理论与方法的应用。 一、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日本江户时代的经济是停滞的吗？ 有关如何评价江户时代日本经济发展状况的问题，一直是日本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在认识上有一种倾向，即在高度评价明治维新历史作用的同时，把17世纪末期以后的江户时代看成一个希望渺茫的时代。这些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是处于停滞的封建国家的状态”，农民身负的年贡苛重，“几乎无剩余可言”（楫西光速，1956）。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相比，日本人口增长停滞、技术水平低、储蓄倾向弱，已完全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直至明治维新才挣脱出来（理查德·纳尔逊，1956）。总之，在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之间似乎横裂着一条断崖，二者是不相连接的。 而日本新经济史学家则推崇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有机体原理和连续性原理，认为社会的进化如生物的有机体一样，没有突然的变异，是随着时间的伸延而逐渐成长的，经济的增长是合理性行为累积的结果。新经济史学的学者们对江户时代的人口、物价、货币和贸易等资料进行了收集和统计，所得出的结论是，江户时代的经济是增长的，不能简单地将人口和土地增加速度的减缓作为所谓经济停滞的原因。新经济史学家们认为，17世纪末期以后的日本农业，在耕地的扩大逐渐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已开始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化。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在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近世的城市具有某种“人口抑制”的功能（速水融，1974；1975）；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家庭对子女的需求减少，出生率下降。总之，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经济具有连续性，二者不可割裂，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照新经济史学的方法，依据宏观经济变量的统计分析，人们得出了上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结论，使经济史这一传统学科的研究出现了生气，令人耳目一新。 还应提及的是，日本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以明治维新为界，历来有着某种明确的分工，前者研究近世，后者研究近代，而且有关近世的研究往往又被归入历史学的范畴。人们知道，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无论是W.W.罗斯托还是西蒙·库兹涅茨，他们都是主张将近世和近代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来把握的。日本的新经济史学家贯彻了这一主张，也就是说，把江户时代作为工业化的准备阶段，明治时代作为工业化阶段，当代作为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增长阶段，这不仅实现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统一，而且也打破了经济史和经济学研究相互割裂和封闭的状态（厉以平，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