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4)-022-05 耶鲁学派对修辞情有独钟，他们的文本理论是建立在修辞学基础上的，所有的文本都被看成是隐喻、换喻、提喻或寓言等转义的汇集地，这就导致了文本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多元性，文本在生成的洪流中不断地凝聚又逸散、稳固又破碎、建构又解构。修辞性最终导致了文本的自我解构，他们由此从内部找到了文学之树常青的秘密，进而将“文学性”定位于“修辞性”。 一、文本中修辞的原生性 在形而上学体系中，修辞一直是一种装饰、附加、补充，作为外来者服务于理性的中心。柏拉图对修辞学的批判和规约是建立在一系列区分之上的：语言技巧与道德内容、修辞与辩证、意见与真理。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演说家如果一味地以优美的言辞来迷惑观众，而不进行事实判断，不以真理为指引，便是可笑的，而这种修辞学也根本不是技艺，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欺骗为要务。[1](P400)如此一来，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便设定下来，修辞学在语言形式层面所制造的偏离始终威胁着对本质和真理的认识。修辞学渐渐被赋予了道德败坏者或女性化的形象，它花枝招展，涂脂抹粉，以诱惑和欺骗为业——从西塞罗、昆提利安一直到洛克和康德，修辞的魅力与美女的诱惑力被视为等同的。甚至在尼采那里，女人还被视为权力意志的障碍：“女人需要弱者的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女人会使强者弱化。”[2](P272)女性对权力意志的干扰，正如修辞对真理的偏离一样，成为了一个外在的他者。 耶鲁学派强调文本的修辞性，并不是将修辞作为文本得以增色添彩的工具，而是要确立文本中修辞的原生性。从形而上学的历史上说，为修辞正名，就是要为女性正名，为所有那些曾是形而上学体系中边缘化之物正名。卡勒在《论解构》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女性看成是补充和寄生之物，但最终却走向了自我解构，卡勒的论述是极具启发性的。首先，人们很容易在精神分析中看到一种“阳物逻各斯中心主义”：“男性的器官是参照点，它的存在就是规范，女性是依附在这个正面规范之上的一种离格，一种意外，或一种反面的繁复化。”[3](P148)于是，女性被认为是阉割的，是一个不完全的男人，其性别界定是建立在对她最初之男性压抑基础之上的。弗洛伊德对男女二元对立的解释与其说是对人类无意识的揭示，不如说是为男权社会做辩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和女性的他者地位，正如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恰恰是强制性地将父亲作为性的对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女性是被阉割的就是意味着曾经具有男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女性是“原生的”双性人，卡勒指出：“也只有通过设立这类双性，弗洛伊德才能视女性为衍生的，寄生的：先是种低级的男性，后来通过对阴核(男性)的性的抑制，呈现出女性。”[3](P152)所以，女性以其男女两种模式的综合，成了性的总体模式。这同德里达的解构思路是一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原型女人的变体。 肯定被压抑项的原生性，以此消解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是耶鲁学派的基本策略。如同女性的原生性一样，修辞也应当如此。就文学文本而言，既被视为美化又被看成偏离的比喻性语言是其基本构成，追求中心的企图一直存在，同时修辞对抵达中心的阻碍也从未消失，这就表明修辞作为补充之物乃是中心所必需的，中心从来都是以被补充的状态出现的，所以补充即是本质，修辞之替补正是一种原始性替补，即修辞是原生性的。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对这种替补的逻辑有清晰的表述：“外在即内在，他者和欠缺作为代替亏损的增益而自我补充，补充某物的东西取代了事物中的欠缺；这种欠缺作为内在的外在，应该早已处于内在之中，等等。”[4](P314)解构主义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固有秩序，使得内在/外在、本质/补充、内容/形式这样的二元对立归于消解，于是，文字不再是声音的附加而具有了原生性，女性也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也具有了原生性，修辞同样不应当是话语中心的补充，也是原生性的。耶鲁学派最为关注的是文本的修辞问题，其原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本语言的修辞原生性。尼采在修辞学课程讲稿中就明确指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转义(tropes)，语言就是修辞，它只能传达意见，而不是什么关于事物本身的真理认识。[5](P20)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语言中修辞的原生性，从这个角度讲，真理反倒成了修辞的派生物，是修辞失去了审美色泽之后的“死的”话语形象。德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语言的修辞性：“转义不应当从审美角度理解为一种装饰，也不应当从语义学角度理解为一个从本义命名衍生出来的比喻义。”[6](P105)非修辞的语言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本身就是纯粹的修辞，转义是语言真实的本质。在文本中出现的词语更是如此，语词既然在产生之初即是偏离，文本作为语词的编织物，更是缺乏本源、目标或基础，“每个词本质上都属于一个纵横交错的词词间关系的迷宫，这些关系追溯的并非一个指涉本源，而是某个一开始就已经是比喻转换的东西(根据卢梭或康迪拉克法则，所有词语本源上都是隐喻)。”[7](P144)因而，所有的词源学都是错误的词源学，所有想摆脱修辞去追求文本中心或本义的企图都是虚妄。 第二，文学性即修辞性。毋庸置疑，文学文本是由修辞性的语言编织而成的，尼采曾在早期的文字中充分揭示了文学中修辞的非神秘化，以及更重要的，这种原生性修辞使文学成为“最高的真理”。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在修辞性语言中进行着虚构，但同时又宣布自己是在欺骗，它把表象当做表象，把谎言看成谎言，这与真理对修辞本性的遗忘形成鲜明对照。德曼对文学修辞本性的认识来自于尼采的修辞观，他也是强调文学在欺骗中追求快乐：“当文学用形象组合的自由来诱惑我们的时候，尽管这些组合比费尽苦心的概念建构更加虚无缥缈，但这并没有减少文学的欺骗性，因为文学断言了自己的欺骗性质。”[6](P115)文学的这种断言成了对自身毁灭的“无休无止的反思”，文学也因此无法摆脱修辞的桎梏，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性就是修辞性：“文学性，即那种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是一种决定性的，而又动摇不定的因素。”[8](P106)德曼的这一表述正是对上述观点的全面总结：“决定性的”是指文学的修辞本性，而“动摇不定的”则意味着文本在自认为是在欺骗的修辞性语言中成为碎片，丧失了稳定的指涉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