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13年我国教育研究的分析与展望

——基于《教育学文摘》摘编论文的分析

作者简介:
谭旭,女,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教育学学科执行主编(北京 100086);饶佩,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张凌云,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张磊,女,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编辑部编辑;周序,男,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教育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通过对《教育学文摘》摘编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2012年至2013年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集中于异地高考问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普通高中教育问题、质量与评价问题、有效教学与有效学习、教师培训、批评与惩戒问题等方面。未来教育研究将进一步关注以高考为核心的招考制度和评价机制改革、中小学课业负担、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等问题的研究。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2-00018-12

       2012-2013年,我国的教育研究一直在稳步探索中前进,从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到对《教育规划纲要》的深入探索;从有效教学是效果之道还是结果之道的争论,到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商讨,一批有深度、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呈现在各类学术期刊上。人大书报中心《教育学文摘》作为一本学术类文摘刊物,摘选范围囊括了近4000种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因此,基本能够反映近两年来教育学术界的发展现状,特别是2013年既增加了版面,也扩大了摘编篇幅,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摘编平台。本文在对2012-2013年《教育学文摘》所摘编的学术论文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教育研究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未来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向和趋势进行了展望。

       一、近两年学术论文摘编概况

       (一)栏目设置及论文分布

       从2012年到2013年,《教育学文摘》共设置栏目11个,摘编学术论文总计373篇。具体情况见表1。

      

       (二)源杂志摘编量排名

       2012-2013年,《教育学文摘》的文章来源非常广泛。在被摘编的文章中,其源杂志所占篇目较多的依次为《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教育学术月刊》、《教育发展研究》、《教育学报》等。(见表2)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看,高校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总计373篇文章,其中328篇文章的作者来自高校,比例达88.2%;共42篇、占11.3%的文章作者来自非高校。就高校而言,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以师范院校为主。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占据前两席。另外,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的论文刊载量也较大(见表3)。教育科研院(所)当中,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外,其他院所的文章摘编量相对较少(见表4)。

       二、近两年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

       (一)异地高考问题

       “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议题成为2012年至今中国公共生活的话语热点,其背后具有复杂的生成缘由和发展逻辑。[1]在众多复杂的生成缘由和发展逻辑里,学者们对异地高考现象产生的原因、异地高考的利弊以及异地高考的解决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首先,就异地高考现象产生的原因来说,学者们围绕政策、经济根源、思想误区等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政策方面,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由于受行政干预过强,导致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2]而中国农村教育的政策误区导致“农村教师岗位缺乏吸引力”、“乡校从村落小区中轻易剥离”等公共危机,这些公共危机加剧了中国农村教育的衰败进而刺激农村生源加速外流诱发“异地高考”洪流。[3]在经济方面,有学者指出,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发展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此便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状态也大致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这便决定了区域间人员的流动不仅规模大,且更加频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一方面给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当地社会各方面的负担和压力,而其中流入人口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便客观存在。[4]在思想方面,“文凭中国”与“本科出身论”的思想共谋从深层激发“异地高考”的投机热,致使中国社会从10年前的“高考独木桥”变身为10年后的“名校独木桥”,高考也从10年前主要属于“教育”的难题而演变为10年后主要属于“社会”甚至属于“政治”的难题。[5]

       其次,学者们还就异地高考的利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异地高考”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便是大规模的“高考移民”,有序的流动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考洼地”现象,缓解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的升学压力,使更多学生得到升学的机会;其次异地高考也是有效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手段,适龄儿童能跟随父母在就业地接受教育并参加高考。[6]异地高考制度的出现,将会打破教育资源囿于行政区划局限,不断满足广大民众对平等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实现教育结果意义上的公平与均等化。[7]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大规模不受控制的无序流动可能带来问题,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就目前看,大规模“高考移民”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流出地与流入地地区之间的矛盾;二是个人主观诉求与社会公正诉求之间的矛盾(因为高考维护的是全社会所有公民的基本利益,而不是保障少数人的利益);三是这一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损害了我国高考制度的权威和形象,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8]“异地高考”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引发新的不公平甚至社会动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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