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3)10－0001－04 1983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以一位伟大政治家高瞻远瞩和统揽全局的战略视野，为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对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后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2013年是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三个面向”题词发表3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教育界重新温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三个面向”的深刻含义，回顾它对于3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进程所发挥的巨大指导作用，讨论它在当前和今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对于深入贯彻执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全面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目标、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三个面向”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价值内涵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三个面向”言简意赅，思想深邃。人们要想理解其丰富的内涵，首先必须将其置于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之上来加以分析，而不能抽象地、孤立地和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方法论的建议实际上是想提出一个对读者来说至今无法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为什么会提出教育的“三个面向”？或者，他提出教育“三个面向”的战略性思考在哪里？国内国际上，无论是邓小平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公认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果这一点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三个面向”的主张，不是简单地或孤立地就教育论教育，而是有着更为全局的考虑和更为深远的谋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在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命运更为全局的考虑和更为深远的谋略应该有由低到高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各项事业的改革开放；第二个层面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个层面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后一个层面是前一个层面的价值归属，前一个层面是实现后一个层面价值目标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终极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在社会各个领域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为中国社会的新发展绘制了新蓝图。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事业自然也不能例外，其应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成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之后，着手启动改革和对外开放，从而不断增强教育的活力，为未来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教育“三个面向”实际上是在完成教育战线治理整顿任务之后，邓小平同志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方向，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指导性。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在那个时期提出“三个面向”，并将其作为当时整个国家教育工作的新任务和新方向，则要从第二个层面，亦即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层面来加以理解或解释。从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前后他的有关讲话来看，那个时期他最关心的问题其实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如何实现1956年党的八大就已经提出来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也重新提出来的“四个现代化”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受到种种认识和政治斗争的制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实际上被搁置了。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不久，其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讲话中频频谈到现代化问题，而且经常说，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基础，教育是关键”。从这些论述的逻辑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邓小平同志对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重视，与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同，更加体现了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是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视角来加以论述的。从这个层面来看，教育的“三个面向”当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应当居于更加优先的与核心的位置，“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则处于一个支持性的位置，是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也就是说，不能把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面向现代化”割裂开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直接目的还是为了“面向现代化”。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是检验教育是否真正“面向现代化”的两个尺度。不能“面向世界”的教育、不能“面向未来”的教育，也就不是现代化的教育。 邓小平同志在教育“三个面向”题词中所说的“现代化”不是发展专家们所指的作为一种社会普遍进程的现代化，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时所应该仔细加以辨识的。那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的“世界”“未来”以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又是什么意思呢？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社会形势和政策语境来看，“面向世界”不仅是指教育战线要有开放的意识，注重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学习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秀经验，而且也应该包括教育工作要有国际视野，要能够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变革的大格局、大趋势来审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思。在改革开放之前，受制于种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我们的教育实践是相当封闭和排外的，不仅古代的教育文化和遗产被抛弃，而且对于国际上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经验也不屑一顾，处于非常自我和孤立的状态。这对于发展教育事业是非常有害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世界”，就是意图纠正之前教育工作中那种封闭、狭隘和自我中心的状态，解放教育工作者的视野，为国家层面的教育规划提供新视角。关于“教育面向未来”，邓小平确实显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尽管教育理论家常说，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但那只是从教育工作效果长期性、未来性的一般意义说的，而不是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说的。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要面向未来”的题词，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的一般命题，更是一个教育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他提出这一命题，也许是受到当时知识界方兴未艾的“未来学”的某些影响或启示，但是其深刻的内涵却在于“从未来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设计我们今天的教育”，赋予传统教育学理论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