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危机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比较教育研究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很多比较教育学者自己都不承认比较教育可自称为“学”。它于是一直保留着“比较教育”或"comparative education"这样一类令人费解的名称，让一般人弄不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作为教育科学学科群中的一个重要知识领域，比较教育似乎一直没有完成一门学科应该完成的自我建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尚未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门“研究”，即没有能够保障其所有“成果”都是通过“研究”得出的。很多时候，它还没有褪去翻译介绍和旅行见闻等早期发展的色彩。在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对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面对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和反思，无疑有利于探寻这门学问自我建构为一门学科的可能路径。 一、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比较” 我们研究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回溯到朱利安(Marc-Antoine Julian)时代，常常提及调查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并由此开始往后论述到贝雷迪(George Z.F.Bereday)的比较四步法、诺亚(H.J.Noah)等人的社会科学方法等。我们注意到比较教育领域关于这些方法的论述和争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比较教育及其方法论的发展历史，其实一直与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发展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比较”以及比较教育发展历史的意义。 朱利安提出比较教育研究设想的年代，恰逢社会研究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转向社会调查的时代，除了最初为税收而展开的人口调查统计外，科学人种志研究和旅行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式。对社会科学的这段发展历史，《剑桥科学史》第7卷有全面的描述。该书认为“从1750到1850年这一时期可以大致界定为科学人种志的历史和科学旅行的历史相统一的时代，通过承接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两大时期，它超越了文化史的常规范畴”，并且“1750至1850年的一个总体特点就是为调查研究寻找有效的比较方法”。[1]欧洲探险家们在通过旅行获得大量人种志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等都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与空想社会主义浸透着哲学甚至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方法及其失败的社会实验不同，建立在调查获得的事实资料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此时业已萌生。朱利安倡导比较教育的最初意图在于“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他认为，就像比较解剖终于促进解剖成为一门科学一样，“比较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能为教育的完善而成为科学，提供一些新的手段”。[2]这样的设想，与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科学化”的诉求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同时，库森(Victor Cousin)基于人口统计资料的比较教育研究、贺拉斯·曼(Horace Mann)和巴纳德(Henry Barnard)在跨国旅行中进行的比较教育研究，也都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进化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到20世纪早期，历史哲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结合形成的“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产生广泛影响，它“强调变化与发展在人类社会(human realm)的决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历史主义范式的史料编纂学(historiography)等得到发展。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界很快受到质疑和批判，反对者主要攻击历史主义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认为它导致了反科学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波普尔在其1957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指责“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目的论”和“整体论”的，而“赞成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以虚构的历史规律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预测。回顾比较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萨德勒(M.Sadler)、康德尔(Issac Kandel)、汉斯(Nicholas Hans)等人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对编纂《年鉴》的学术热情，以及贝雷迪、霍姆斯(Brian Holmes)、诺亚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崇，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背景密不可分。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对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中，迪尔凯姆(
mile Durkheim)曾对社会学的方法论特性，展开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他认为科学只有通过比较两种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否同时出现或消失来证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存性，若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复再现的，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实的产生并非我们所能支配，我们只能比较那些自发地产生的事实时，那就应该采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比较方法。……因为社会现象显然不能由观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较方法适合于社会学”。[4]在同属比较法的相同法、相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中，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concomitant variation)最适合社会科学研究。孔德(August Comte)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确定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5]所以要用综合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孔德认为比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较的现象脱离其所属的历史，这就割裂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可以避免孔德对比较法的疑虑，因为“共变既不要求我们进行支离破碎的列举，又不要求我们作肤浅的观察。为使共变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只有几个事实就足够了。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6]这种实证的努力改变了早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认识因其依赖对旅行者见闻之道德信任而带来的先天脆弱性。[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