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借法欧美日的产物，清末民初“近鉴日本，远法欧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习美国。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移植带来了不少问题，一些教育家开始反思，提出了教育中国化的思想。1931年，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派遣的考察团对中国教育考察后，批评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美国化的倾向，引发了中、美、欧三方教育家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中国化与美国化、欧洲化之争。 1931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求国联遴选专家顾问来中国“助商发展教育制度之方案”[1]。5月19日，国联下属机构“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训示其执行机关“国际文化合作社”派遣专家前往中国，考察教育现状，提出改革建议。6月，该考察团组成，正式代表4人。①9月30日，考察团抵达上海，随后对上海、南京、北平等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于12月中旬结束。翌年9月，考察团完成报告书"The Reorganization Education in China"，同年12月，国立编译馆将其翻译成中文《中国教育之改进》。全书共计两编，分别叫“通论”与“各论”，包括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相应的改革建议。该书一经面世，立即在中美教育界引起激烈讨论。当今，学术界对于报告书及其影响的研究十分薄弱，尤其是对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反应缺乏关注。本文以报告书及其评论为对象，分析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欧洲、美国教育家之间兴起的一场有关教育现代化中的中国化与美国化或欧洲化的论争。 一、报告书的文化价值取向：去美国化、倡中国化 报告书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个文化价值取向：去美国化、倡中国化。 报告书第一编第二章专门阐述“国家教育与外来之影响”，提醒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便是在借鉴欧美教育时所表现出的态度。“此多种外国制度为中国所竭诚热心采用，而努力使之同化者，是否真能应付当今中国国家教育之需要，中国尚无暇顾及。”[2]这段话可谓直击了教育现代化中的要害问题，就是中国教育人士热衷于照搬外国制度，既不注意中国国情，又没有与中国传统教育结合。“此种潮流系由新教育机关所介绍，虽亦输入不少近代文化上之价值，但仍未能改变现在学校制度不相连续之性质，或促进其根本之改造，以成一适当之整体。”[3] 报告书所指外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尽管包括了日本、美国、欧洲，但只是对近10年来中国教育家醉心于美国教育，以及由此造成对中国的压倒性影响等文化教育观提出批判。“吾人今为此言，其目的专欲警告中国之教育家，使不徒务肤浅之美国化而已。”[4] 第一，关于科学教育。大学教育中的不少学科直接把美国出版的英文原版书籍用作教科书，而没有用本民族的通用语言编写出适合中国学生需要的教材。报告书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考察团建议，在中等教育中，“外国语言之课本，实有完全禁止之必要”[5]。 第二，关于中等教育。报告书指出：“此种教育之组织及性质，显然以美国教育制度为其模范者。”[6]考察团认为，中等教育所担负的使命应该是给予受教育者“完全的教育”。[7]中国中等教育所摹仿的美国的分科制和学分制具有明显的缺点。学分制“牺牲了文化本身之整一性及普遍性”，而无法“供给一种完全之教育”。[8]中国目前缺乏相应的中学教师，分科制实际上虚有其名。[9]所以，考察团直言中国教育制度的弱点即在中等学校。[10] 第三，关于中学师资培养。报告书说美国人视教育学为极为重要的学问，并自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以，大学里培养出的大批中学教师“熟稔教育学中所包含之一切学问，而对于课程表中所列之科目则无一专长”。中国仿效美国的师资培养制度，设立许多独立的师范学校、师范大学。[11]考察团认为，美国的师资培养制度有非常明显的流弊。因为中学教育既然是一种完全的教育，每个学科的专任教师就必须对所担任教学的科目有彻底的了解，教育学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中学专业教师的培养应采用欧洲的办法，即基本上由大学里的文学院、理学院承担，“专门学习教育学者，必须仅限于欲为教育学教师，或督学，或教育行政上之高级官吏者”[12]。 报告书还强调说，中国过于重视高等教育，反而忽视民众最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且批评学校教育缺乏社会观念，是“一种空泛之教育”。[13]考察团认为，中国现代教育之所以会呈现出美国化趋势，主要是由于留美归国学生和教会学校毕业生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治人的知识阶级”，尤其是前者成了移植美国教育的主力。“此辈曾在外国大学肄业之青年，一旦在国内取得地位与势力，即欲将外国学校之模型移接于本国教育制度之本身。”[14]欧洲考察人士非常尖锐地批评说“海归”人士富有海外知识，但对本国传统文化“几于毫无所知”[15]，更不注意了解国情民意，[16]其结果必然是对美国的教育制度采取简单的摹仿办法。 报告书认为，任何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简单摹仿都是有害的。首先，忽视国情民意。欧美的制度、方法与其各自国家、民族“特性”有密切关系，但“徒摹仿美国生活之外形，而不知美国主义系导源于美国所特有之情状，其与中国所流行之情状完全不同”[17]。其次，割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凡将一国固有历史上之文化全部牺牲者，其结果未有不蒙其害者也”[18]。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关键，“不在于摹仿，而在于创造与适应”[19]。中国教育领袖在此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一方面“竟将美国教育与现代教育制度视同一物”；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之旧教育制度，不但认为陈腐，亟须改革，并谓其具有罪不容逭之性质”[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