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衰落于70、80年代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思潮进行了总体研究。作者分析了这一学术思潮兴起的社会、方法及逻辑等方面的原因，划分了这一思潮中所包含的各种学术派别，并对一些主要的理论派作了分析、评价。 现代西方政治学指的是从本世纪20、3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的以对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系统的研究为主要内容，并且其代表人物都一致声称与传统理论是相对立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尽管这一思潮到20世纪70、80年代就已走向衰落，但它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旧存在，对这一思潮的分析研究，仍旧是政治学家们感兴趣的课题。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是一种流派众多、内容庞杂的思潮，要对其作出全面的分析、评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只试图对其产生的背景和主要的流派作初步分析。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兴起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它与20世纪初西方政治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这一时期中由于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从而迫使政治学改变自己的研究手段有关；另外，也与政治学学科内部的逻辑演变有关。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出现首先同西方政治生活的变动有关。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的政治生活就有了某些变化，当然，在最初的一、二十年中，人们似乎还未清楚地发现这种变化。但到了40、50年代，这种变化就显得非常强烈了。正是这些变化促进了政治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首先，各种触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的连连出现，要求资产阶级加强对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既包括对政治生活的限制，包括寻找使政权获得稳定的各种机制，也包括对现行政权的合法性作出新的辩护和论证。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结构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运行来缓解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暂时地、局部地解决经济与政治上的某些危机。在二战中和二战以后，美国所采取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使得西方国家中的部分政治学家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对政治运行的考察，并把国家的政治生活归结为是政府的活动，又将这种活动看作是一种系统的状态。政治学家的这些研究恰好又迎合了国家统治者的需要，这样，理论与实践双方面的作用使得新的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道路终于被开辟出来。 其次，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西方国家中的民主倾向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30、40年代法西斯的出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专制、独裁的阴暗面，法西斯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使西方国家中的人民对不民主的现象特别痛恨。虽然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不民主的，因为，这一社会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但是，经过二战教训的资产阶级也像它们的先辈们在反封建时曾高举过民主的旗帜一样，在50年代也大谈起民主。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两党竞选、三权分立这类具有民主形式标记的政治原则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政治生活中。这类原则的实行也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各种利益集团、各类政治组织争相出现，从而使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走向多元化，政治权力日趋分散化，政治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种政治生活的现实变动也向政治学家提出了构筑新的理论的现实任务。 第三，一方面是国家作用的加强，另一方面是政治生活的多元化、分散化，这两者都使得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的功能增强，政治仿佛成为政治精英们一手导演的闹剧。这种情况促使一部分政治学家去研究政治精英的行为、其产生的过程、心理上的特征，等等。这就导致政治学研究中主题的转变。 第四，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也对政治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战以前，整个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有一部分国家从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这些国家加起来要超过100个。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政治学家们是无法避而不谈的。 在二战以后的国际关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日甚一日地陷入到激烈的两极冷战对立之中。这种两极对峙从东欧一直扩展到全球，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把美苏之间的对抗、对峙看成是国际政治关系中政治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从行为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政治生活的本质及其变化的线索则成为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政治学家们感兴趣的课题。 在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生活中，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一大批国家挣断了殖民主义的锁链，获得了独立。但这些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迅速带来经济上的发展，而这一状况，又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此，有一批甚至一大批政治学家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寻找出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类型。在这种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的研究中，比较政治分析也就风行了起来。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产生同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快速渗透有关。现代科技革命是人类在20世纪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的进步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又给社会科学以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最早借鉴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学科。经济学显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同其它的社会科学是紧密联系的，这种内容上的相互关联也使经济学将从自然科学中学来的方法逐渐渗透到其它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去，其中也包括了政治学。 在美国，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而这种关系在本世纪的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与50年代战后经济的繁荣消失这两个时期，就变得更为紧密了。伊斯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过：当时的政治家都“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都“关注隐匿在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的影响”（〔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当时的政治学家所看重的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指经济学中有关“理性人”与“公众选择模式”的假设，这些假设很快就被政治学家所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