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学学科具有非常重要的构成意义。譬如，美国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和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都明确指出，比较政治学是一个用方法来界定其边界的学科。①然而，国内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更多关注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真正加以比较的成果相对较少，而在科学意义上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成果则更少一些。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关于比较政治的方法论研究和训练相对薄弱。近年来，国内比较政治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逐步加深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译介和讨论。②本文首先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作简要的描述，然后对作为比较分析起点的概念研究加以重点讨论。本文将对西方概念研究的学术史和最新进展进行梳理，最后就西方概念研究对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启示进行简要分析。 一 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两次浪潮 国外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③在6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关于比较方法的讨论，并且一些重要的政治学家也参与其中。例如，亚瑟·科尔伯格(Arthur L.Kallberg)在1966年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发表的“比较的逻辑：对政治系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评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在1968年《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创刊号上分别发表的“比较方法的未来”和“比较方法与英国政治的研究”等论文。④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对比较政治方法的简要评述，并且其对后续研究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笔者将这些成果的出现看成是第一次浪潮的前潮。高潮真正出现是在70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是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和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萨托利于1970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比较政治中概念误构”(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萨托利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比较政治作为一个实质性内容的领域得到了快速的扩展。这种范围的扩展引发了关于研究方法的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看起来是在进行一些比较研究的努力，但是却缺乏比较方法(例如在方法论的自觉和逻辑技巧上都是很缺乏的)”。⑤鉴于这种比较研究方法的缺失，萨托利从理论系统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一元素入手，分析了概念构成和概念抽象等问题。利帕特在1971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一文，是比较方法史上另一篇开创性的文献。在这篇文献中，利帕特对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较为清楚的界定，对比较方法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以及案例分析方法之间的异同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并且对比较方法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⑥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在1970年出版的《比较社会研究的逻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比较政治方法著作。在此书中，普沃斯基和图纳在密尔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具相似性系统”(most similar system)和“最具差异性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的比较研究设计。⑦求同法和求异法在研究中对被控制变量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而最具相似性系统和最具差异性系统方法则通过放宽条件大大增加了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这三篇文献是第一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和开创性的成果。之后的一些成果可以看成是这次浪潮的继续。⑧ 第二次浪潮的前潮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其代表性成果是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在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在质性和定量策略之外》一书。在这本书中，拉金明确界定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分野，并且尝试将布尔代数等一些新方法运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之中。⑨第二次浪潮来临的标志性事件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的《社会研究设计：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的发表。在这部书中，作者指出：“好的定量研究和好的质性研究的逻辑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意义的差别。……我们写这本书的目标是希望鼓励质性研究者认真对待科学推理(scientific inference)并把这一点整合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希望，这种一致的推理逻辑以及我们展示这种逻辑的努力(以证明这种逻辑可以对质性研究者有用)，可以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可以帮助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⑩简言之，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希望把科学推理作为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共同的基础，并以此来沟通两种路径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之后激发了一系列关于它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是1995年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一组评论文章。(11)之后，有两本重要著作都是以《社会研究设计》为对话蓝本出现的。一本是亨利·布拉迪(Henry E.Brady)和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主编的《重新思考社会研究：多元工具与共享标准》，(12)另一本是拉金所著的《重新设计社会研究：模糊集合及其他》。(13)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社会研究设计》一书的三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KKV已然成为了这一研究的标志。KKV的研究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所评述的，“没有人可以否认，《社会研究设计》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推动了政治科学领域中方法论的自觉，而且这一遗产完全可以看成是有益的。”(14)至今为止，这一浪潮仍然在向前发展。 二 作为比较分析起点的概念研究 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两次浪潮中，概念研究都是核心问题。在第一次浪潮中，萨托利关于概念的讨论几乎是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出现的。在第二次浪潮中，概念分析仍然是比较方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支。许多比较方法的新一代重要代表人物都在概念分析方面上具有重要著述，这些人物包括科利尔和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等。而科利尔和吉尔林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萨托利的传统》一书被看做是第二次浪潮的经典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