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政治变迁

——基于二战后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荣荣,女,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政治学专业博士生。

原文出处: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新加坡与台湾地区二战后的政治发展具有相似之处,却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分殊。政党适应性因素可以解释二者不同的政治变迁。政党适应性有开放性和回应性两个纬度。政党适应性的结果,是不断地政党制度化。人民行动党和国民党在政党适应性上具有相似之处,二战后至60年代,二者的适应性都大为增强,但制度化程度不同;而在70年代到1987年,前者保持了持续性,后者则出现了衰退。为了维护政党地位,增强统治合法性,国民党不得不选择自由化和民主化。而具有较强适应性的人民行动党能够继续化解社会矛盾,但没有社会不满作为前提,民主化就缺少动力。政党适应性为观察二者不同的政治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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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2)01-0072-06

      二战后,新加坡与中国台湾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腾飞,政治层面上也相当长时期呈现出了诸多相似性。然而,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促使台湾社会向自由化、民主化方向发展,这成为台湾政治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而新加坡并未因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带来政治层面上的严峻挑战,人民行动党依旧能维持其一党独大的地位,当“第三波”民主浪潮席卷东亚及全球时,它并未按民主化理论进行转型。

      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存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理论,其中现代化理论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即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问正相关。①在东亚,现代化理论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台湾地区的民主经验,却无法解释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挑战现代化理论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导致政治民主。如很多拉美国家变成了“官僚威权主义”。②因此,民主转型除了受经济因素,还受危机、收入分配、精英关系等因素影响。本文以政治行为体即政党作为分析工具,对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的政党进行比较,以政党适应性因素作为观察点,来解释二者不同的政治变迁。

      一、政党适应性:开放性与回应性

      一个组织能够经得起长期的环境变迁的影响而获得生存和发展,可以说这个组织具有对环境的适应性。对此,迪克森从外部环境挑战的角度来思考,并提出了政党适应性的三个变量,即党内精英之间的竞争、对环境监测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性质。③亨廷顿将政党适应性看做政党制度化的一个衡量指标,把它定义为政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④还有学者认为,政党适应性包括政党精英集体的观念的适应性转变、政党精英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政党对社会需求的信息监测与反应程度。⑤

      本文将政党适应性界定为政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快速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环境刺激和挑战无法告诉政党是否需要反应以及如何反应,它需要政党精英对外部刺激进行战略选择和行为。同时,政党精英的选择则受政治环境以及制度结构的制约。⑥因此,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政党适应性。

      如果政党取得较强的适应性,就能持续地获得统治合法性,大众会认可它的统治,社会中潜在的精英不能对它的统治地位构成现实威胁。进一步地,本文将政党适应性分为两个主要纬度来探讨,即政党开放性和政党回应性。

      一是政党开放性。即内部开放,保证党内渠道开放畅通。对外部开放,不断招募社会精英,向全社会吸纳贤能。现代社会,政党精英对政党与政府决策发展,具有重要而关键的影响力。从政治输出的角度来说,输出不必满足所有成员,甚至不必满足绝大多数成员,而仅仅只需满足某些最有影响的成员。⑦

      一方面,政治中组织产生了权力,而权力无一例外都具有保守性。⑧因此,政党作为组织,随着自身的发展,有趋于保守的趋势。如果一个政党是一个狭隘、自私、封闭的官僚集团,垄断了所有政治机会的话,那么无疑,这个政党就没有开放性,也不可能从社会上广纳精英、也不可能迅速回应社会需求。

      但从历史上看,即使是最封闭的国家的统治集团,也处于与国内显性和潜在的党派或反对力量的竞争当中,处于与国际主流舆论和政治话语权的竞争当中,因此这种对内、外部竞争的警觉使得任何一个统治集团或政党都能够而且必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从而暂时抵消或抑制组织内生的“寡头统治铁律”趋向。

      二是政党回应性。现代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反应”成为了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伊斯顿认为,系统中的权力关系是决定当局反应的关键,但这一命题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明确。社会和政治差距,不同的心理定势,当局不能够意识到其他系统成员反馈回来的意向并对此作出反应。社会成员心理上的差距,会影响其敏感性。⑨政党可能反应迟钝、滞后、或者不恰当,甚至根本不反应。因此,回应性须有赖于制度化地克服心理差距,对环境保持敏感。

      政党适应性的结果,必然是政党不断地制度化,即将开放性和回应性制度化。同时,政党的制度化有利于适应性的提高。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制度化是行为常规化,理性化,稳定化的过程,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期性。政党制度化包括系统性、价值灌输、自主性、具体化、凝聚力等方面。⑩政党为了生存和延续,都有制度化的倾向。它必须在内部进行制度建设,通过在其政党内部建立、完善和贯彻各种制度,把复杂的社会环境予以制度化,取得对环境的适应甚至主导能力,以此减少政党斗争的不确定性,产生内聚力,保持政党稳定性,争取越来越大的统治合法性。而政党适应性若不以制度的形式稳固下来,则很难持续。制度化的滞后、失败、不足和更严重的缺失会为民主转型创造机会。

      二、两党适应性走强(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

      这一时期,两党面临着相似的政治环境,即内部和外部的竞争。人民行动党面临着强大的选举压力和挑战。国民党虽无岛内有实力的挑战力量,但处于与中国共产党的隐性竞争中。社会层面上,两党都面临着经济问题、宗教和族群分裂、社会共同价值缺失的挑战。在相似的环境下,二者都调整自己,成功适应环境,从而保存、发展了自己。但二者适应性的程度又不尽相同,即开放性和回应性制度化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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