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属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从国家主权观念的提出并为最初的国际社会确认开始的。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近年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将国家主权这个古老而又争论未休的课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时空环境，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生物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引发的深刻变革，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现代电讯技术、遥感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等信息技术在信息的获取、存储、传递处理及对抗诸环节所引发的信息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格局的重新构建和国际关系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使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和传统观念都发生变化。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性和对内权威性同样面临着侵蚀和挑战，这一领域早已存在的各种理论上和实际中纷争与冲突将愈加复杂激烈。 一、从领海和领空到“信息边疆” 正象航海和航空技术赋予国家领海和领空主权一样，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把国家主权推展到新的领域，而信息技术革命则使主权国家遇到了难以捍卫的“信息边疆”，新技术革命的进程改变着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与空间。 国家主权行使范围和空间的演变，实质上是人类技术手段所及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在每个技术阶段，各国在主权行使的可能空间内，通过从外交谈判到战争的各种形式的磨合，最终对这一新的主权行使空间作出新的契约式的规定。15世纪兴起的航海技术和19世纪兴起的航空技术的发展把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由单纯的陆上领土扩大到国土、领海和领空。国际公法规定，沿海国家领海范围以能从其岸上持续和正规地实行有效支配为限，19世纪前，领海宽度被公认为3海里，领空则被认为是一国国土和领海上空的区域。 50、60年代起步的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革命带来了探索太空的竞争以及海洋国土意识的增强，原来对领海和领空的界定已不能适应主权国家技术能力的提高，关于领海的边界有的国家建议增加为9海里或12海里，有的则自行设定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经过30多年来的争吵和协调，1994年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至今已有上百个国家批准了公约。与旧的海洋法律相比，《公约》首次规定了沿海国有权建立不超过12海里领海及与领海范围相等的毗连区，同时也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在该区域内，沿海国有勘探、开发、养护、管理海域及其派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有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事项的管辖权。按照《公约》，35.8%的海域将划归沿海国管辖。与海洋主权的扩大相比，领空主权的问题更为复杂，太空航行、星球探测乃至太空防御战略系统的设想，这一切都必然导致国家领空主权高度的扩张。但是基于传统主权理论认为国家主权延伸至太空的主张在科学上难以成立，国家领空延伸到什么高度合适，也即太空与领空的划界问题，还将有待于科学的发展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 如果说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对国家主权行使范围的影响仍只是地理三维坐标的延伸，那么，信息技术则赋予主权国家一道看不见但又客观存在同时又是难以捍卫的“信息边疆”。随着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成为“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1]信息将是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命脉、军力强弱的关键因素，控制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将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一场侵犯与捍卫“信息边疆”的冲突已初见端倪。据澳大利亚军方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在使用一家美国软件公司开发的操作系统时，发现该软件竟然能自动盗取情报并通过网络发回国内。在海地危机中，美国通过调研把海地民众分为20类，通过Internet传播大量亲阿里斯蒂德的传单以影响公众舆论，并用电子邮件把有关信息送到每个拥有个人计算机的军政领导人手中。这种极富针对性的“信息轰炸”最终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与上述情况相呼应的是，许多国家都在探索办法，试图对这种侵犯本国主权的信息流动进行控制。可以预见，象领海和领空那样以国际法的形式对这一新的主权领域假以明确界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侵蚀与挑战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高度信息化和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国家主权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侵蚀和制约。 1.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必然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弱化的趋势。 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在国际关系领域带来两个必然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无疑都是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反动。 其一、战后科技革命不断在新的层次和更高的程度上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是原子武器的毁灭性质使人们认识到克制忍让、相互协调以避免世界热核战的重要性；接着是一系列新兴科技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崛起、各国产业结构及国际分工的调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以及影响日益增大的跨国公司行为；然后又是“只有在技术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只有在各国齐心合力的情况下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如城市工业化形成的地表污染和臭氧层破坏问题，深海捕捞和探测技术改善带来的海洋生态被打乱问题等等，[2]这些全球问题的出现，无疑增强了全球居民共同的忧患意识。 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在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关联和制约关系，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各国已不可能象经典的诠释那样绝对地、至高无上地享有自己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事务上的主权。“主权没落论”的信仰者哈里·约翰逊甚至认为不断深化的科技革命及它所带来的经济、信息交流和精神方面的相互依存性，使民族国家对国内外事务的控制将不断让位于跨国公司和各类超国家组织。[1]这个论断正确与否颇值得商榷，但它至少指明了一种趋向，在信息化和经济国际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排它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