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民主化是指决策权力的运作形式，即领导决策必须要充分发扬民主，不能个人说了算。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的说法，就是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这就是决策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决策民主化的宗旨。 决策民主化关系到决策权力的归属问题，关系到领导决策思想、决策意图的来源问题，关系到领导决策的群众基础问题，同时也关系到领导决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因此，决策民主化必须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决策程序，确保领导决策的民主性（但并不排斥领导者的主导作用）。 决策民主化的核心是民主。民主在阶级社会中既是一种政治形态，又是一种决策形态。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一般是指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是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概念。而民主作为一种决策形态，则是指决策权力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方式而言。即领导决策一方面必须要以民为主，或由民做主，或为民做主，充分发挥民众在领导决策中的作用，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要群策群力，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既不搞家长式、一言堂，也不搞神秘主义。即使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原则进行决策，也不能忽视民众在领导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决策民主化是个历史过程，是在历代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一般具有以下三种基本形态。 一、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 全民公决是民主决策的原始形态。早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即原始公社时期，就已出现了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谈到古代易洛魁人的选举制度时所指出的那样：易洛魁人在选举氏族首领时，“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2页）这就证明，全民公决是一种古老而又原始的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不仅在一些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中充分体现出来，就是在我国解放前夕，在后进的兄弟民族地区也完整地保存下来。如尹达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有关苗族实地调查的报告中，就曾详尽地记述了这种决策形态：“苗民有事，一以公意决之。故事必会议，议必实行……其召集方法，由苗头（众所选举）砍木刻，使人示区内各寨，急者加枯炭鸡毛，又急者加辣椒火绳，尤急者则烧之使然。苗瑶睹此，立即奔走骇汗，齐赴会场……首吹芦笙，众肃然。次由苗头宣布开会理由，次讨论提案，到会者均有发言权及表决权，每次一案则取一木置之。会讫，当众数草，表决此届决案若干，而后会务终矣。自是而后，区内所属苗民，对于决议各案，遵奉唯谨。此种会议，苗人谓之‘埋埃’。”（左东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第17页）这就说明，以“民众大会”的形式出现的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曾是原始部落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不仅带有全民性，而且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体现了民主的本义。民主就其最初的本义来讲，就是以民为主，或由民做主，或为民做主，民众是决策的主体，而领导则是普通的一员。中国古代的“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之说，就是这种本义的体现。只是到了后来，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民主才变成了“国家形态”。即使这样，民主也不失其为一种决策形态。在民主制的国家中，民众的主体地位仍在某些方面起着决定作用。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以及在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民众的投票仍是入选或下最后决心的关键。这就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仍存在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民公决，由于选民受到财产状况和居住年限的限制，一些人被排斥在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民公决，实质上并不带有全民性，起码在资本主义初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248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民公决的局限性。同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使命是“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他说：“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07页）。这就告诫人们，实行全民公决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必由之路，只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只能在县乡两级政府选举中试行，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公决，尚须等待时机，一旦条件成熟，未来必将实行之。 二、群体参与的决策形态 群体参与是民主决策的过渡形态，是从全民公决向领导专断，或从领导专断向集团决策的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具有双重特性的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的决策主体虽然不是人民群众，但民众（含咨询参谋人员）在领导决策中却保留参政议政的权利，对领导决策仍起着影响与制约的作用，因而属于民主决策的范畴。至于这种决策形态的民主性的大小，一般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取决于领导者（即决策主体）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及自身的“纳谏”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广大民众（含咨询参谋人员）的参与程度。因此，在不同社会，面对不同的领导者，群体参与的民主化程度也有所不同。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部落联盟的扩大，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不断增大，因而决策主体发生了异化，由原来氏族公社内部的群体决策即全民公决变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即领导者）决策。部落联盟首领（即领导者）成了决策的主体，而民众则失去了决策主体的地位，但却保留了参与或制约（通过舆论影响）领导决策的权利，这就形成了群体参与的民主决策形态。不过，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领导体制的限制，参与的对象就中国而言主要是“四岳”（即氏族首领），而民众则只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管子·恒公问》）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原始社会末期，“四岳”的参与对部落联盟首领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尧在选拔继承人的决策过程中，“四岳”的群体意见（即共同意见）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奴隶制社会中，由于血缘宗族占据着统治地位，天子虽然在名义上是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却处于各诸侯国的“共主”的地位。因此，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天子不能自专，而必须要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一是要征询世袭贵族的意见，即盘庚所说的“与旧人共政”（《尚书·盘庚上》）；二是要征询卿士（即下属、谋臣和策士）的意见；三是要征询国人（即族众）的意见；四是要征询神职人员（即卜和筮）的意见。正如箕子在向周武王传授统治经验（即决策经验）时所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其中，除最高统治者（即天子）之外，卿士、庶人和卜筮（即神职人员，一般由贵族担任）都是领导决策的重要依靠对象，在领导决策中都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特别是神职人员的意见，在神权领导思想占主导的奴隶制社会，对于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高统治者的领导决策，只有得到神权的有力支持，最终才能得到贯彻和实施。否则就要受到遏制，对领导活动极其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