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是在启蒙价值观念引导下展开的。现代化是启蒙精神的现实化，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启蒙精神之上的。启蒙精神则是贯穿教育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教育现代化则是启蒙精神展开的过程，也就教育启蒙的过程。那么，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启蒙又呈现一种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一、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中国教育启蒙的路径转换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教育启蒙不是单向度、内生型的启蒙，而是多向度、外生型的启蒙，经历了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的思想历程。近代中国教育启蒙呈现出一种外生型的启蒙路径选择，从技术层面的形式变革到思想层面的观念变革都显现出一种外生型态势。面对积弊丛生、扼杀人性的教育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希望在传统教育框架内整饬学校，通过大兴经世致用之风以恢复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药方只贩古时丹”。①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仅仅在传统内部寻医问药已不能应时务，先觉的知识分子通过“开眼”看到世界的先进，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救国图强。 (一)复兴传统与内部整顿 晚清教育衰败不堪，千疮百孔。士子(学生)整日与空疏无用的训诂考据义理之学为伴，以应付八股考试。这样，广大士子(学生)困于科考，智慧锢于官学，“疲精神耗力于无用之学”，而致使“心术坏而义理固”。“衰世”之“无才”，则是因学校之废、教化不兴。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对人才的禁锢、束缚、杀戮，学校成为屠戮人才、戕残人性的场所；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荒废已久，如“官学积渐废弛”，“教官多混耄”，学风颓败。 面对如此蒙昧的教育现实，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若变世事，需要整饬学校，复兴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一方面，反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轻视考据学的做法，认为它迂腐而无用。”②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承接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经世之学，关注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反对空疏之学，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朴学”。正是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晚清政府开始着手对学校进行整顿，整治科场积弊，重整儒学。1837年，道光皇帝在《振兴学校折》的批阅中指出：“着直省督抚学政严加整顿，通饬教官，务当敬教劝学，无负乃职。其不能砥砺士节、扶持名教者，即行严参惩办。至各省书院延请院长，原为激励人才而设，近日竟有荐而不到馆者，有甫经到馆旋取修金以去者，并有不到馆而上司代取修金转付者，殊属有名无实。着直省督抚各体察情形，核实整顿，务使馆无空旷，士有师承，勉副朕崇重实学之意。”③ 虽然晚清政府试图通过整顿官学、崇重实学、敬教劝学，来振兴教育，以“兴贤育才”，但这些措施很快流于表面、疲于应付。无论是在教育形式，还是教学内容方面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崇重实学’、‘认真教督’、‘勿任虚糜’、‘循名责实’等等，只不过是历代封建王朝同类谕旨中俯拾可见的‘习惯术语’。从这个角度来说，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作为传统教育主体的官学和书院，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④ 虽然教育在现实层面尚未能取得丝毫突破，但令人欣喜的是，经世致用之风却唤醒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走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尊古守旧的风习，开始“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出了思想启蒙的第一步，开始批判反思旧有事物，不再固守传统、盲从盲信，要求变革教育现实。经世致用之风习的渐盛，不仅为教育启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先期的思想准备。 (二)质疑传统与吸纳西学 面对危机，基于经世致用的学校振兴计划也已落空、流于形式。中国知识分子慢慢认识到囿于传统框架的教育变革已经不能应付“世事”之亟变。在这个“千古变局”之中，需要有新的突破，才能保种、保国、保教，才能实现现代化。这种“以变促保”的突破首先体现为质疑传统、吸纳西学，建立新式学校。 开明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从“抵制”到“认同”，认识到西技是“奇技”而非“淫巧”，西方列强之所以强于中国则在于其“技术”优势，“彼夷之长技，正乃吾国则短缺”。魏源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⑥这样才能“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⑦正是在开明知识分子的促动下，晚清政府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下，开启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自强运动。 在教育方面，新式学校陆续建立。新式学校除学习儒家经典外，还学习格致、算学、化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等现代知识。新式学校与传统学校有着迥异的差别。“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具备了近代学校的某些特点，并为其后的学校沿袭发展。”⑧新式学校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中国教育的血液里自此开始流淌着现代细胞，呈现一种启蒙之开端景象。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从此在中国开始变成现实。 随着思想启蒙的深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深感洋务运动的弊端，而倡言维新，关注制度与思想层面的变革。在短短的一百天里，维新变法把19世纪6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零星的、渐进式的教育改革，推到了顶峰。⑨虽然维新仅百日而终，但是，它还是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搭起了一个骨架。“它加速了科举制的灭亡，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框架和方向，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轨道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⑩晚清之后，伴随着现代启蒙价值观念的传播，蔡元培等师辈们与“五四”“新青年”开始了对“传统礼教”“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的无情批判，积极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等启蒙价值，倡导人性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以“改造国民性”、养成健全人格为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