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和面对公共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的政治邪恶问题上，古希腊政治哲人注重探讨城邦政体、正义、宪政和法治等客观的制度架构和安排，而中国古典政治哲人尤其是古典儒家则倾向于探讨关乎统治者的德行修养与精神境界之提升以及合理的统治方式等治国之道①。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不同，古典儒家的政治哲学思维理路是围绕政治境界、政治主体、政治道义、政治本体等问题而展开的。 所谓“政治境界”，是指人们(尤其是政治哲学家)对于未来理想政治的各种构思与设计所呈现出来的道德性的、境界性的层级或序列。对于理想政治的构思与设计，《礼记·礼运》篇提出“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中庸》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政治理想；孟子提出“文王之治岐”的王道政治理想；荀子主张施行“天德”的“王者之政”的政治理想。古典儒家立足于现实，向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统治的太平盛世，希望仁君贤主在位，存心养性以“事天”或“上下与天地同流”，依据“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②的忠恕之道，使天地万物各尽其性、各得其生，“并育而不相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③，有方法、有制度、有步骤地建立一个“庶富教”的理想政治国家。 在古典儒家理想政治的构思与设计中，圣王治理天下国家，要实行王道政治，因为他负有“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④和“参赞天地之化育”⑤的道德义务。这种理想政治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境界，就是宋儒程颢所谓“四心量说”中的“天地之量”⑥，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所谓“人生四境界说”中的“天地境界”⑦以及唐君毅先生所谓“心灵九境说”中的“天德流行境”⑧。这种政治境界在政治主体层面，不仅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与“修己以安百姓”，还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常“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⑨，常怀“尧舜其犹病诸”之“不忍人之心”。在国家治理层面，不仅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⑩，还强调“兴灭国，继绝世”乃至“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天人合一层面，圣王之德应如天地之博大无私，所谓“三王之德，参于天地”，而“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11)。《中庸》的相关论述深切著明：“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正在于“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而“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家探讨政治问题，并不像古希腊哲人那样局限于城邦，他们所关切的根本对象乃是天下。中国先哲所谓的“天下”，就字面含义来讲，即“天之下”。据《说文解字》所释，“天，颠也”，意即“至高无上”者为“天”，亦如孔子所言，“唯天为大”(12)。可见，所谓“天”，乃是指最崇高博大者，而由天所覆盖(与之相应的是由地所承载)的“天下”也即具有了最普遍和涵盖一切(人类全体和自然万物)的意味。对中国古典政治哲人来讲，政治的根本问题乃在于对天下的治理，而合理的治理之道必须源自于对天地博大无私精神的体认和领悟。这可以说是诸子百家的一种政治共识，对古典儒家来讲尤其如此。他们正是据此来思考政治境界之修养与提升问题，并阐发其治国理政或君主统治政治理念的。廓然大公、生生不已的天地精神(天命、天德、天道)不仅为圣王明君树立了一种法天合德或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与终极人生目标，同时也为圣王明君确立了一种治国理政、平治天下的根本治道依据。 所谓“政治主体”，主要是指古典儒家政治哲人在其理想政治模式中所标榜和推崇的政治行为主体，即所谓的仁人君子、圣贤人物或明君圣王，其具有四大特性：个体性、道德性、层级性、境界性(13)。其理想意义上的最高政治主体就是圣人(从最高人格而言，谓之圣人；从与最高权力结合而言，谓之圣王)。《虞诗》云：“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14) 政治主体之所以能够获得其政治职位，乃是由于他们修养其心性，成就其德行。因此，古典儒家尤其强调修身的重要性，“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5)。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6)《荀子·君道》亦云：“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而《大学》更是明确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典儒家不止于此，还切实地为政治主体提供了一些修身方法。比如，孔子认为人是易于犯过失的，故而强调内省、自讼、“克己复礼”、“修己以敬”和“过则勿惮改”等。对孟子来讲，人的本心本性虽然生来善良，但又是脆弱而易失的，因此，孟子强调存心养性，亦即努力“求其放心”，并致力于人的本心善性的存养与扩充。而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好利之性、疾恶之情、耳目之欲等，人的本性是趋恶的，需圣人起伪(礼义法度)以化性，故而特别强调以礼正身和“治气养心之术”。此外，《大学》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中庸》则提出了“明善诚身”的修身工夫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古典儒家所谓的“修身”，并非仅仅止于独善其身，而是“一个公共性或群体性的观念”，因为它“并不是仅仅为了开拓自我的精神资源，而首先是为了如何去建立并实践‘安人’、‘立人’、‘达人’以至‘安百姓’、‘博施济众’等等超个人的理想”(17)。唯有修身才能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奠定政治统治之道德主体的正当性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