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悠久的政治生活中，记忆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之一。保存、展示、重塑和解释记忆的实践活动在政治行为系统中充当着核心组件。政治仪式便是这种组件之一。在古代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祀是各种祭祀礼仪，属于政治仪式的范畴；戎是军事活动，无论是“春猎冬狩”的练兵仪式，还是“沙场秋点兵”的阅兵仪式，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其历史与祭祀同样悠久。世易时移，虽然现代社会掀开了政治仪式的神秘面纱，但并未将之视作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传统孑遗。事实上，政治仪式仍是一种政治权力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将自身的仪式原则和仪式经验通过操演过程，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发挥出政治范式和政治常识的作用。 政治记忆与政治仪式 各种群体性记忆概念(如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等)之间的边界争端不断，但在政治见解上达成了一种低度共识，即记忆活动中的主体——尤其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力诉求的组织、团体或实体等——在政治生活中通过对历史经验的集合和筛选，彰显出一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图，并作用于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我们将这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群体性记忆称作政治记忆，它是往昔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总和。 政治记忆立足于“现在”，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往昔”的政治生活进行“引证”①。政治仪式与政治记忆之间有共通之处，亦是按照某种标准处理“现在”和“往昔”的关系。仪式是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着的界域严明、规则严格、重复操演的特殊行为，有着极其繁多的种类，政治仪式是其中具有政治意义或发挥政治作用的一种。就内容的涵括范围而言，政治仪式比政治记忆要单一、狭窄得多；同时，政治记忆完全包裹着政治仪式，缺乏政治记忆的指导和供应，政治仪式将无法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仪式需要从政治记忆中吸收必要的信息，但它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主动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自成一体地传承和生产政治记忆。这种相互依存又并辔齐驱的内容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治仪式依赖政治记忆为生；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政治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形式意义上，政治记忆与政治仪式之间的关系普遍而深刻。政治仪式一直都是政治记忆得以承继的重要途径，其规律性的重复行为、苛刻的程式需要和别具一格的表现方法，能够令政治记忆在历史长河中得到较为完好地留存。此外，政治仪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形态也佐证了其与政治记忆之间关系的普遍性。殊为关键的是，政治仪式通过与其承载内容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对系统性的实践原则和规范的强调，成为政治记忆的一种持存模式。这一模式得以成型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仪式和政治记忆在主题和诉求倾向上的一致性，使得两者在政治系统中形成一种稳定的“行动—意义”结构。这种结构最为简明的形态之一是“政治仪式—政治秩序”，它类似于宗教系统中的“仪式—教义”结构或群体系统中的“仪式—信仰”结构：仪式作为这些结构中的基本构件，既突显出系统在意识层面上的“最本质的要素”，又在结构功能层面上“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②，从而维系了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政治仪式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转化时，遵循某种较为固定的模式，这一点在政治记忆的刻写阶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治记忆与其他类型的记忆相似，基本包括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在程序上具有一定的逻辑次序：首先，唤起对某些特定时空的回忆；继而，重新组织或构建选定的内容，如为过去包裹具有新特征的外壳甚至注入全新的内涵；接着，对新的记忆进行固化，用各种方式将之保存并给予其存在的认同感；最后，将得到固化的记忆传继下去，主要通过在个人、群体和各种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刻写得以实现。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唤起、重构和固化三个阶段中，政治记忆完成了其“常规性”的权力处理程序，即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生产活动；再生产意味着生产过程的重复、连贯和扩大，这主要是在政治记忆的刻写阶段来完成。我们将政治仪式中的记忆刻写模式分成两种：规范性刻写和事实性刻写。这两种刻写模式分别揭示出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经验如何进入政治记忆，并藉此转化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范式和常识，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政治记忆的规范性刻写 规范性刻写指的是政治仪式将其基本原则镌刻在政治记忆之中。在此，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其操演过程中遵守的行动规范，而是对日常政治生活中具有范式意义和作用的系统性政治价值的特殊编码，描述的是本质性的政治权力关系。例如，中国古代的阅兵仪式和新中国的国庆阅兵仪式在行动规范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反映出的政治价值完全不同，所描述的权力关系也殊为相异。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超越了仪式实践的具体特征，表现为一套整体性和象征性的认知和理解标准。如果不掌握编码的规则或缺乏正确的解码程序，这套编码就是一团难以直接阅读和理解的杂乱符号。我们认为，政治仪式对政治生活的编码规则以合法性建构为旨归，而解读这些编码则需要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充当解码器，它将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原则转译为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被直接理解的政治价值或秩序。③ 规范性刻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编码解码过程。首先，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以指向合法性建构为前提，对政治生活范式进行编码；其次，政治记忆的刻写作为一种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对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进行解码，又将解码所得作用于政治生活的范式层面；最后，受到影响的政治范式继续成为新的编码对象。 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为例，绝大多数总统在宣誓时都会将手放在一本《圣经》上，这种行为体现出的仪式原则对应的是美国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宗教范式，旨在获得宗教虔诚所赋予的神圣合法性和以基督徒为主体的民众信任所赋予的世俗合法性。在历次就职典礼向政治记忆的转化中，手扶《圣经》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不断被重新解读，比如它在合法性范畴上逐渐超越了基督徒受众(总统自身的宗教虔诚本身成为所有教徒和非教徒信任的理由)，也超越了《圣经》自身(有些总统所使用的《圣经》具有特殊性，如小布什使用了华盛顿和老布什宣誓时使用的《圣经》，从特定对象中汲取了额外的合法性资源)。这种解读丰富了总统就职典礼中获取合法性资源的途径，甚至塑造了新的合法性认知，并继续影响着新的总统就职典礼——奥巴马不仅与林肯使用同一本《圣经》，而且就职演说的题目也取自林肯名句，成功地利用其肤色“优势”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那里汲取了大量合法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