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主义政治学①以其整体结构主义、静态法条主义的政治制度研究而著称。1929年经济危机是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转折点，因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不能为国家危机治理作出任何贡献。于是，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始走出象牙塔，拉开了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序幕。行为主义政治学盛行开来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头20年，今天依然和理性选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一道，被称为政治学研究主流的三大科学方法之一。行为主义的“革命”当然相对于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而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专注于政治制度甚至专注于政体研究。有必要反思的是，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上，行为主义在多大意义上或什么意义上做到了对旧制度主义的革命？1929年经济危机不但是因为经济制度出了问题，也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因为政治制度对于市场经济采取的放任主义。旧制度主义显然无力回答或解决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号称对旧制度主义革命的行为主义却放弃旧制度主义的一些关键性概念，比如政治制度、国家、政府等，将研究重点转向社会、文化与政治过程，并借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量化研究。笔者认为，就研究方法与研究转向而言，固然可以称得上行为主义革命。但是，面对已经出了问题的政治制度却不去直面，甚至将既定的政治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正确或外生性变量，只研究既定政治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与过程，这样做的结果难道不是强化了旧制度主义的政治制度研究吗？由此不得不追问，在政治制度研究上，行为主义到底是革命，还是在停滞，甚或倒退？在进行这样的反思性探讨之前，本文首先介绍广为流传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即政治系统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通过对它们的重新审视而进一步分析和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功与过。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范式化：结构—功能主义 行为主义政治学为政治学带来一系列新的理论，比如政治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沟通理论、团体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等，而在比较政治学上，尤其是在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上，具有宰制地位的无疑是结构—功能主义。事实上，行为主义的众多理论与方法都可以被纳入结构—功能主义。比如，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的结构、过程以及结果可以在结构—功能主义那里找到对应关系；团体理论和政治文化理论中的“团体”与“文化”都是结构—功能主义中的重要变量；而结构—功能主义的功能性目的就是为阿尔蒙德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服务的。因而，结构—功能主义可以被认为是范式化的行为主义，其主宰美国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研究。可以说，结构—功能主义更能体现行为主义的功与过，最能体现行为主义的政治制度观。 为了讨论上的方便，尽管我国政治学界对结构—功能主义已有了解，但是有必要做简单的铺垫。首先是为国内学术界熟知的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简单地说，由要求和支持构成的“输入”经“权威机构”过滤与论证后形成的作为政策产品的“输出”，并“反馈”到“输入”那里，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的政治过程。②政治系统理论对公共政策分析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推动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 在伊斯顿政治系统理论和帕森斯功能主义的基础上，阿尔蒙德试图建立一套抽象的理论模型，用一系列普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现象。第一个概念是“政治体系”。阿尔蒙德用“政治体系”代替旧术语如国家、政府、民族，等等。“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③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环境”。而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分为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这是一个力图去替代具有政治性的“国家”的概念。也就是说，任何政治社会都会有一个“政治体系”，政治体系可以不分类，而传统上“国家”是被分类的。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义的“政治体系”是力图否定旧制度主义的“国家”的概念和努力。 第二组重要的概念是“结构和文化”。结构是由各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的，角色的组合就是结构。而文化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心理层面)。结构和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与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观息息相关。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是政治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结构分化——“一个结构上分化、文化上世俗化的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④这组概念意味着，政治研究从传统的“高政治”即国家，转向“低政治”即社会与文化。 第三组重要概念是政治体系执行的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阿尔蒙德认为，所有政治结构，无论专业化程度如何，都执行着多种功能。体系层次的功能涉及到体系的维系和适应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过程层次的功能，是要求和支持的输入经过一个转换过程变成权威性政策的输出的功能。由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实施四个方面构成；政策层次的功能，包括输出产品、行为、结果和反馈等。 阿尔蒙德把政治发展问题归结为结构如何适应功能的需要并不断调整自身以实现功能的问题，而结构调整实现功能的方式就体现为结构分化。⑤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就体现为结构分化的理论。 在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虽然包含着文化变量，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体系—过程—政策的三个层次上普世化的结构问题，即如果设计出一套满足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执行的七大结构与功能，政治发展就指日可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不仅仅想说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学到很多有关政治发展的情况，我们想达到的根据系统的历史比较来寻求一种政治发展的路径。”⑥也就是说，阿尔蒙德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其实主要是根据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抽象出一套普世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