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教学论基础研究的边缘问题，不是要讨论重修教学论的学科边界，也不是要讨论借鉴边缘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学论。这里说的“边缘”，是指学科边界的边缘，研究关注的边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在教学论范畴中或教学论学科边界内，还有些基础性的问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或者是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它们是被边缘化了的教学论基础研究的问题。 一、教学论比较研究中谁与谁比较的问题 教学论研究必然涉及域外教学论和中国教学论(在教学论没有明确地称为教学论的时候，泛指中国教学思想)，这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比较，比较研究因此是种常见的基础研究。但谁与谁比较，以谁为基准比较，不是认识层面的问题，而是评价层面的问题，这就会关系到价值判断与选择。如果价值判断与选择失衡，就可能造成评价失衡。 我们译介域外教学论，或者从教育史的角度研究它们的发展，这都很有意义。但要解决如何借鉴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域外教学论与中国教学思想的比较。但时下有些比较的办法值得商榷：一种办法是撇开中国教学思想，直接移植域外教学论。它用一句“中国起步较晚”代替比较，就把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借鉴了域外教学论的教学理论，认定为中国的教学论，中国教学论的发展，也就失了根基，呈现出天生幼稚的样态。未读《学记》就说中国自古重教轻学，不问《师说》就批中国的师道尊严，这可能是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把域外教学论与中国教学思想进行跨时空比较。它用一句“中国传统教学”涵盖几千年传承延续的中国教学，它拿中国的先秦与外国的近现代比较，拿孔夫子的思想与杜威比较，与现当代、后现代的教育教学思想比较。让孔夫子担当中国教学的一切过失，就像把江河污染的问题，统统归咎于三江源头，这样的比较，也不是尊重历史的办法。 这两种比较的办法有个共同特点，这就是以域外教学论为基准，把中国的教学思想拿来比较，而不是以中国的教学思想为基准，把域外教学论拿来比较。这是失衡的比较，失衡的比较有失公正，譬如人们讨论“教学责任”，就可以说“关于责任的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而中国先贤论“责”、论“任”的文献，没说“责任”就可以被虚无。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难道可以因为没说“启发”被虚无？所以谁与谁比较，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研究域外教学论，如果把相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教学思想，拿来进行比较，或许会比较出差距，但也能比较出差异。差异未必都是差距，还可能是种文化特色，这有益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借鉴域外教学论。譬如近年来人们提出一个问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大师？我认为这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尽管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从教育和教学的角度看，可能就与缺乏这样的比较相关。那时候出现的大师，人人学贯中西，这就绝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觉醒与觉悟、进新学堂与赴海外留学，还可能有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原因。他们拥有的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否也让他们获益呢？换句话说，他们之成为大师，是否也曾受惠于中国传统教学？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可以让我检讨个人曾经的研究，20年前我写《困惑与抉择——20世纪的新教学论》，[1]起初是想把20世纪的中国教学论拿来比较的，后来还是把它删掉了。那时我认为研究域外教学论，不宜把同时期的中国教学思想拿来比较，我顾忌这样比较会比出差距，没考虑到比较出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色，低估了这些特色对借鉴域外教学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现在想来，就有些许的遗憾了。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考路径来比较？陶愚川先生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史，他写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2]不只是在中国教育范围内比较，而是也与相同历史时期的外国教育比较，他跨越空间，但不跨越时间地进行比较，不是要比较出差距，而是比较出了文化差异。我们是否可以不以域外教学论为基准，直接研究中国的教学思想、教学论？研究中把域外教学论拿来进行比较，无须关注是否能比较出差距，只要公正对待文化差异，尊重自己的文化。我认为域外教学论之于我们自己的教学思想、教学论，应该有个本与末的正常关系，它得“化为本土的”才能存活、才能被应用。无本之木很难存活更妄论长久，因为“本土”的价值不只是根本，而是它赖以存活的厚重的土壤。 我们是否还可以换一种思想方法来比较？我研读古典儒学的时候，曾接触过一些当代学者研究儒学的文献，文献中诠释的儒学，读起来很新也很深刻，隐约有一种译自西方的哲学的艰涩。显然，它们是用西方哲学或思想方法诠释儒学，而不是用中国哲学或思想方法诠释儒学，这虽然很新也很深刻，但淡化了文化特色。时下的教育学、教学论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用外国的哲学或者思想方法，诠释中国的教育和教学，还用以指导中国的教育教学实践，这种研究，用研究者们自己的话来说，称得上是种研究“范式”了，它让教育学、教学论很新也很深刻了，但也淡化了文化特色。许多实践者说他们读不懂这样的理论，这固然可以敬而远之，但许多这样的理论也说不清实践，乍读起来它们像是把简单问题说复杂了，读懂之后才知道，它们是把复杂问题说简单了，这如何可能指导实践？ 读许嘉璐先生的《卸下镣铐跳舞——中国哲学需要一场革命》，[3]很受触动，甚至感到有些震撼，因为许先生主张的革命，就是要换一种思想方法。中国的学者们如果不再“戴着镣铐跳舞”，用外国的哲学或思想方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得很深刻，而是“卸下镣铐跳舞”，用中国的传统哲学或者思想方法，解读自己的文化，推而论之，也用这样的思想方法，试着解读外国的传统文化、外国的教学论，来进行域外教学论与中国教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谁与谁比的问题。 二、教学论的生存环境与适应人群问题 任何教学论都有其得以生存、生存其中的文化环境，也都有个为着哪些人适应哪些人的问题，生存环境和适应人群，这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在教学论借鉴、移植过程中，环境变了、适应人群也变了，这个问题就会百倍复杂起来。不同的域外教学论在中国的遭遇不同就与生存环境相关，而它们究竟适合哪些人，就更是个与生存攸关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主要缘于对文化差异比较的思考，也感念于弱势群体的“人”的被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