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13)01-0035-09 全球化正日益明显地改变着我们对政治的认识，包括界定社会问题的不同方法以及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途径。在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人们提出的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传统角色——作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塑造公民权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正在多大程度上被侵蚀。一种全球性政治的观点似乎正在形成。但是，这种观点提出了与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本质相关的诸多问题。在当代政治理论中，这一切已经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民主概念和公民权概念的产生。 全球化在两个方面与环境问题相关。第一，许多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如气候变化)都具有全球性，因此，需要跨国的解决方案。第二，全球化可能恰好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这是可能的”，因为“全球和地方的空间差异已经消失”，并且“公民陪审团、公民论坛以及虚拟公民网络等工具都正变得日益有效。在向可持续性转变的过程中人们有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作为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公民。只是，我们不太可能完全抓住这一机遇”[1]。 这些观点显然影响着绿色政治理论，因为后者的任务就是在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政治共同体的转型。近来广泛讨论的一条途径就是为该理论自身的公民权观点即生态公民权或环境公民权确立基础。过去10年中出现的相关研究始于弗雷德·斯图尔特(Fred Steward)、巴特·范·斯廷博根(Bart van Steenbergen)，经由彼得·克利斯多夫(Peter Christoff)、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和约翰·巴里(John Barry)等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系统性著述。 本文的目标是揭示有关公民权的世界主义反思与绿色政治理论尝试发展自身的公民权观点两者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尽管生态公民权这一观点可能会被看做一种世界主义公民权或全球公民权，但其特征和目前的发展程度正趋向一种新型的公民权。 一、全球政治转向与环境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是民族国家丧失了作为政治共同体核心这一中心地位。这种情况与国际政治领域问题的日益显著同时出现。与本文相关的主题是这种全球政治转向与生态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环境问题是全球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绿色政治理论对公民权的思考构成了一条轴线，它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不再简单地与自由主义公民权或社会公民权所假定的相一致)提供了基础。就此而论，“新的世界主义”路径的许多方面——就是与公民权构想相关的那些方面都与绿色政治理论发展生态公民权概念的尝试相关联。这一理论演进的原因之一在于生态问题已转向人们所熟知的全球治理领域。因而，气候变化或臭氧层破坏都是新的全球公共物品的例子：它们不可能单独加以解决而是要求合作起来寻求解决途径，必须将生态问题本身所引起的那些风险的全球性维度添加进来。“环境”作为需要保护的公共物品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潜在威胁，这种两面性使得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理论空间来为保护大自然并避免生态灾难提供依据。生态公民权概念就是这一新的理论空间的一部分。 本文阐述的论点即生态公民权仍“处于建构之中”，但已经可以看出，这一概念有着其自身架构意义上的变化，突破了传统公民权的观念。本文讨论的焦点将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全球化、环境问题和新的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二，将生态公民权作为全球公民权的一部分并将集体责任这一概念作为起点的原因；第三，主张生态公民权是一种后世界主义的公民权，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有着不同于传统公民权的自身架构，而且在于它与绿色民主模式明显具有审议协商性的关联。 二、全球化、环境和世界主义 有关全球化的诸多分析表明，全球化“表现了当代社会组织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与其他的发展相比，这些变化明显体现在跨国公司的增加、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流行文化的传播和全球环境退化现象的凸显等方面”[2]5-6。环境问题和环境退化现象的全球化趋势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决议边界饱受争议；二是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世界性的良知以及可能的制度设计的出现。如果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范围内也许最终是无效的，尽管它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具有潜在的效力。在此背景下，分歧出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有些人在全球化治理的问题上持一种建设性的立场，但在一种世界主义社会的界定标准和政治实现上却持不同的理论立场。 第二，有些人在治理全球化的问题上持一种悲观态度，并且宣称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可能是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 第三，那些持现实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当今的国际秩序状况妨碍了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政治管治。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是引发全球性变革——重塑民族国家角色的政治能力和政治选择、我们对政治共同体的看法以及在解决环境问题等全球性政治问题中国际关系的作用。因此，全球化涉及从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转向一种新的、复杂的、多层次的全球性政治，其中，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的立场都不恰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变革主义的立场，据此，“需要将全球化的重塑视为一个‘两方面的过程’”，并且，“这一两方面的过程——或双重民主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加深，包括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最终民主化，而且意味着较高的透明度、责任性和跨界民主的建立”[2]107。 与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看法截然相反的是上述第二种观点——由那些认为全球化是无法治理的倡议人所阐述，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冲突的根源而非世界主义社会的基础。这是约翰·格雷(John Gray)对于所谓的“全球化的现实局限”的立场[3]。格雷认为，全球化正将我们带回到一系列存在已久的问题中，这些问题很难克服，尤其是有关自然资源控制权的冲突。他表示，战争将变得越来越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战争的目的将不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土地、水和石油——通常与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有关。依据这种观点，石油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它作为有限的能源资源的特征，会将世界带回到19世纪的古典地缘政治中，其中，对石油、水等自然资源的依赖以及自然资源的短缺都是国际冲突的根源[3]355-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