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3-0008-07 当生态运动逐渐进入政治领域而站稳了阵脚，生态政治的目标和宣称开始得到一种基本的政治问题的待遇，人们对其绿色构想与方案的性质产生了兴趣，并着手予以研究和分析。为政治理论家最为热衷的基本方面是：生态政治是一种民主政治吗？这个疑问的提出是因为生态政治似乎为当下的人们设定了一个唯一的绿色生活目标和绿色社会模式，这种现象使人们除了关注它所宣称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目标之外，而更加对它要借以实现这种目标的程序或手段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鉴于生态政治对绿色价值观念的执著和对绿色结果的单一性追求，它似乎在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所有人的思想当中而压制其中其他的想法，我们的问题是：生态政治是否与民主程序具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是否倾向于一种权威主义的政治？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会指出生态政治中曾经存在的权威主义倾向；同时指明，生态政治人已经明确地将民主作为实现生态目标的手段，努力在生态政治和民主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解决或缓和在绿色结果和民主程序之间的紧张状态。希望通过这种探讨，对生态政治的权威主义的看法会渐渐淡去，生态政治的民主形象则会愈发清晰。 一、生态政治的权威主义倾向 绿色的社会改变总会招致权威主义性质的质疑，带有权威主义倾向的指责从未远离绿色政治的变革构想[1](P114)。对生态灾难的极度担忧是促使生态运动兴起而最终导致环境问题走到政治前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担忧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态破坏如此紧迫以致威胁到了人类的存活，另一个是当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扭转这种局面上表现得软弱无力而令人非常失望。所以，当这种担忧处于一个强烈得近似于极端的状态，就完全可能产生丢弃民主制度的想法。在现代环境运动的早期，诉诸权威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企图尤为明显。而当今天人们都对应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达成共识的时候，有些人仍旧对生态政治与民主之间的正面关系表示怀疑，有关生态政治权威主义倾向的讨论正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探究生态政治的权威主义倾向。 (一)早期的端倪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极端迫切和极度失望情绪的驱使，一些生态理论家没有选择大众抗议、公民不服从、扩大民主参与等方式，而是选择了生态权威主义的方式来谋求对环境问题的迅速解决。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认为，由于环境对增长的限制，社会必然发生对资源的争夺，面对由此引发的极端的内部冲突和具有潜在毁灭性的社会两极分化，我们只能凭借权威主义的措施来应付[2](P106)。在海尔布隆纳那里体现出对生态破坏的巨大悲观主义立场，除了依靠权威主义的政府来动用大量的强制性力量，人们绝不会终止对自然资源具有破坏性的竞争行为，生态灾难的发生在所难免。“生态危机的紧急性要求一个带有压制性质的严密中央集权政府，由它来制定环境规则、配给能量和资源、控制人口，需要暂停或悬置政治参与的正常渠道，因为此种设置会干扰政府对危机做出快速和果断的反应。”[3](P217)由于资源匮乏所引起的极端的分配紧张，私人性的经济行为对整个社会可能是致命的，公共权威必须延伸并替代私人决策领域，财富的分配和工业生产的性质将最终完全由政府来决定，这是海尔布隆纳的核心观念。而且，必须改变当前这种变动不定的社会现状，需要用一个以传统为导向的静态社会取代现在的动态社会，这其中涉及要对公民实行大规模的知识控制，以防止他们对社会局面的改变产生敏感反应。面对社会的复杂性，海尔布隆纳认为，需要给予一个拥有智慧和才能的精英人物以中心的地位，依靠他来处理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1](P2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伦理要向共有伦理转变，一种“国家主义信仰”必须得以确立，从而“将集体和共有命运提升为首要的公共意识，并使私人利益绝对服从公共要求”[4](P95)。 从权威主义倾向上来说，海尔布隆纳是颇具代表性的。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的思想也带有浓重的权威主义色彩，这个人就是威廉·欧弗兹。与海尔布隆纳相类似，欧弗兹不认为民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能够应对或解决生态危机，他倾向于选择一个“勇敢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中所实行的就是一套权威主义的体系，这个体系会尽可能地对生态采取仁慈的态度，这样我们才可以免遭后代的仇恨[5](P171)。欧弗兹的这一看法来自于他对民主和富足之间绝对关系的认识，在他看来，工业社会已经拥有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资源丰富和不受控制的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只有非常的富足才能建立民主制度并使之稳固，而当资源匮乏的时候，只有建立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才能避免生态毁灭，只有一个拥有强大政治权力的霍布斯式的国家才能保证人们的安全[6](P155)。我们要么选择“利维坦”，要么选择“湮没”7](P106)。依靠市场来应对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所得到的决定都是权宜之计，其目标只是为了维持短期的稳定，一切改进的方式都是次序混乱的，公地的悲剧正是由于那些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权宜之计[6](P191-192)。如果要停止这种冲向生态灾难的经济体系，就一定要有所计划地谋求生态目标，而权威主义提供了围绕这种取向的政治体系。欧弗兹也看到社会技术体系的高度复杂性使得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核能的使用造成了更大的隐患，整个社会稳定系统变得非常脆弱。技术和社会的整合是当前最需要的，为了抵制由于现代技术体系带来的危险，一个稳态社会“将不仅比今天的工业社会更加权威主义化和更少民主性，……而且，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寡头政治的，只有具备做出谨慎决定所必需的生态和其他方面能力的人才被允许充分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6](P158)。对于欧弗兹来说，如果要谋求对资源匮乏的生态解决，特别是当需要应用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一种刚性的权威主义社会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在目前来看是这样。 海尔布隆纳和欧弗兹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权威主义倾向，其中欧弗兹被认为“最确定无疑地表现了绿色政治理论中的权威主义倾向”[8](P71)，正是早期的这种看法在生态政治中留下了权威主义的痕迹。我们也朦胧地感觉到，当时选择权威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退化似乎是一种无奈之举。面对恶化的自然环境，以海尔布隆纳和欧弗兹为代表的理论家出于对当时生态灾难的过度想象而产生了不得不更加快速和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动机，从而导致了他们滑向一种权威主义的取向，他们对民主怀有的情感则多少受到了抑制。正因为这样，一些民主的想法也在这些人的思想中有着些许的流露。以欧弗兹为例，在后来的著作中，他的确强调了随着共同体及其权利被给予越来越多的社会优先性，随着共同体将其要求强加于个人，自由必然转向权威，但是他也指出，这种权威不必是遥远的、武断的和多变的，在一个有着良好秩序和良好规划的国家中，权威可以是符合宪法和有限的。欧弗兹支持由平等主义民主向政治能力和名望的转移，他同时指出了“一致同意”的必要性，他写道：极端的中心化和互相依赖应该让位于更大的去中心化、地方自治和地方文化；欧弗兹还有一段结论性的话语：这本书所要传达的基本政治信息是，在一个潜在的极权主义国家或者严酷的自然力量强加到我们身上之前，我们必须学会生态自制[9](P285-297)。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将早期生态运动中的权威主义情结简单化和绝对化，早期绿色政治理论家对民主的拒绝并不像他们的恶意批评者所宣扬的那样清晰[1](P115)。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中权威主义多少占据了上风，他们似乎混淆了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的强国家与权威主义国家的区别。有效回应环境破坏和污染需要一个有权威的强国家，由它来限制那些“专横的自由，因为那不是自由，而是放纵”[10](P214)；但是，我们不需要一个“践踏自由、压制性的权威主义”国家[10](P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