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君主义 中华农业社会由千百个彼此雷同、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成。而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求，于是便有建立统一的、威权巨大的帝国的必要。然而，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不能指望以弱势的商品交换纽带来维系国家的大一统，主要得依靠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君主集权将“大一统”变为现实。秦汉以降的皇权制度(诸如郡县制、考选产生的文官制等等)植根于碎片化的小农社会，又成为这个碎片化小农社会的统合力量。在中国古代，少数有道家、农家倾向的异端思想家，如东汉仲长统、晋代阮籍(210-263)、鲍敬言(相传东晋时人)、唐代无能子、宋元之际邓牧(1247-1306)等人①，发表过犀利的无君、非君、罪君言论，而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服膺尊君主义。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是： (一)尊君论早成而且饱满 欧洲君主专制的理论经典，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的名著《君主论》，该书问世于16世纪初。而中国君主专制理论的集成之作，是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先于《君主论》一千八百多年。在马基雅维里反复论证专制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地推行专制统治[1]73-74之前很久，韩非(约前280-前233)就用简洁明快的语言点明君主专制的精髓：“能独断者，放可以为天下主”[2]321。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不仅出现时间大大领先于欧洲，而且其理论形态也十分饱满、精密。韩非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2343。“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2]397乘“势”的“术”与“法”作“帝王之具”，成为专制君主须臾不可离的护身法宝。韩非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又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2]44的中央集权政治设计。秦王赢政见《韩非子》书，欣喜至极，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3]2155专制君主对极端尊君论的钟爱之情，跃然纸上。 (二)君权神授说为尊君论提供神学祭坛 秦汉以降，随着君主专制政治的不断强化，为专制政治提供的理论论证也不断发展。西汉董仲舒(前179-前104)使之神学化，称“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4]165，君主之神明源于天，君权神授，“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5]2500，所以“屈民而伸人君”是天经地义之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狱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4]31-32董仲舒还创造出阴阳“三纲”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350而“君为臣纲”，赫然立于“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首位，神权、君权、父权三者合一，君主专制愈益神圣不可动摇。 (三)君尊臣卑说推为至理 在尊君论结构内部，君对民、君对臣拥有绝对权力：“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2]418。“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2]466“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2]466“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2]34-35国君拥有无上威权，畜养臣民以供驱使；而臣民对君则必须唯命是从。臣民不具备独立人格，视、听、言、动皆以君之旨意转移。君以法、术、势制驭天下，天下以君为头脑和枢纽，如此，方可天下定于一尊，四海归于一统。韩非身后不久建立的大一统秦帝国，就是以绝对尊君论为蓝图构筑起来的。 (四)尊君论渗透朝野衍为社会心理 两千年的君主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在社会心态层面造成深厚积淀。所谓“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6]911，举国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清人黄宗羲总结道：“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摘以为非。[7]10君主本身成为是非标准，“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2]27，“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4]325，人们习惯于把帝王的“圣旨”看作无可怀疑、无可更改，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理念”。由于长期专制政治的压抑和专制文化的熏陶，社会对于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君权，形成一种莫名的敬畏心理。一般百姓当然无缘觐仰“龙颜”，而即便是帝王的“肱股之臣”，面对“真命天子”，又何尝不是战战兢兢以致语无伦次。素以“开明之君”著称于史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询问魏征：“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有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8]1148对专制君主的恐惧和服从，是中国专制政治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心理之下，君权的漫无限制，言路的严重堵塞，民族智慧的重重困厄，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正如清人唐甄所论：“圣人定尊卑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贤人退，治道远矣。……于斯之时，虽有善鸣者，不得闻于九天；虽有善烛者，不得照于九渊。臣日益疏，智日益蔽……而国亡矣。”[9]6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