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在我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全文累计出现“农村”达40次，足以说明农村教育的重要意义。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定位是关系农村教育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尽管近年来学者已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提出各自的见解，但是该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甚至已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研究难点。长此以往，我们或许很难达到《纲要》提出的在2020年之前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教育得到加强”等目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农村教育要走向何方。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视角，在对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路向进行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共时地聚焦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自觉道路。 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路向 对于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走向的文化选择，不少研究者和实践者已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在寻求农村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无论秉承何种观点、基于何种立场，都已构成我国农村教育史上重要的“文化资本”。笔者认为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走向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 1.农村教育发展乡土化 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是指农村教育的发展务必凸显农村文化特色，发扬农村文化传统，在教育的课程设置、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依据农村特有的文化来安排，从而使农村教育保持农村化，使农村教育更像农村教育。 我国近代农村教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研究者在进行乡村教育理论探索时，认为要通过农民教育来改造农民的各种愚昧贫穷的缺点，革新农村落后衰败的面貌，从而走出一条解救当代中国的道路。其中梁漱溟的思想尤其具有明显的农村教育乡土化倾向。他立足整个中国文化来思考农村教育，在求解“中国问题症结”时断定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①基于此，他认为乡村学校的学习内容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另一类是各学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匪患严重的乡村，可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组织，进行自卫训练，以维护地方安全；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建立运销合作社，等等。总之，乡农学校的所有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适合农村生产、生活需要。②这说明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应该来自于乡村，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才是乡村教育的生存土壤和精神食粮。原因何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和理性的根在乡村，要保存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必须从乡村入手，而理性的胚芽可以、也只能在乡村慢慢培养起来。③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具有明显的“乡土化”倾向。与其同时代的陶行知也有着相似看法，如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④他指出农村教育不应该学习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应该教化农民应有的农村文化素养，形成具有农村特色的淳朴民风，否则对农村的发展有害无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城镇化建设，乡土和乡土文化逐渐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乡村多了一些“城市”的标志，却少了一些“乡土”的痕迹。有研究者对此颇为痛心，因为乡土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的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⑤所以，农村文化应该成为农村教育的重要资源，这些“合理的”优良传统文化是值得学习和推崇的。尤其是目睹到现在农村遭受“自然生态衰败”、“人际生态塌陷”和“文化生态更是破陋不堪”之殇，更让人殷切期盼乡土文化的“回归”，而这种期盼的实现能够引领处于“重灾区”的乡村教育走出沙漠。 农村教育要基于农村特有的乡土文化环境，遵循农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和必要，农村教育是否能够或者有无必要做到“守身如玉”？正如一位教育研究者所言，对于那些猛烈批评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生活的人，实际上他们预设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前提：即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⑥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换言之，农村教育要走纯粹的乡土化道路略显勉强，更像农村的农村教育也并不一定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未来。那么农村教育是否应该走向城市化？ 2.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 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是指农村教育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应顺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遮蔽农村教育的文化熏陶，以先进的城市文化作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向导，以先进的城市教育作为农村教育追逐的榜样，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以城市教育为标准，从而使得农村教育逐步城市化，以至最终实现农村教育城市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是基本上可以用愚、贫、弱、私四个字来概括。⑦并且，根据这四个问题，他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从具体措施来看，虽然大多也是根据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农村生产着手进行，但是它在“乡村教育制度”、“卫生保健制度”以及“公民教育”等很多方面，多是来自或者借鉴城市教育中的经验和成果，具有比较明显地城乡居民的比较性和基于此的追赶心理。因此，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已经逐渐凸显了城市教育文化的“指导”意义，具有了较为隐蔽的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中城市主义价值取向的出现，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中实际上坚持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⑧如果说晏阳初的教育思想还代表着农村教育城市化的“萌芽”，那么此时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已经“茁壮成长”。在城本主义价值取向背景下，出现了诸多“理所应当”的现象，如城市中的学校尤其是城市中的“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无论在学校硬件设施还是在学校管理理念和方式、教育质量等方面较之于农村学校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基于落后学习先进的思想，就逐步形成了农村教育向城市教育努力靠拢的潮流，城市教育自然成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导航”。例如，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乡土文化就基本处于课程设计和选择的边缘地带。新课改在全面推广之前虽在38个国家级课改实验区进行试验，但其中只有6个设在县市，而且大多在县市的城镇学校，真正在农村学校试验的几乎没有；同时新教材的编写者也主要来自大学和中心城市的专家及特级教师，他们缺乏农村教育体验。⑨这种明显的城本主义课程编制的后果就是农村教育越来越远离乡土文化，城市化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