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1－0012－09 一、引言 教育是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教育的代际影响也是社会分层体系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教育的平等程度标志着现代国家的文明程度，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Blau & Duncan,1967)。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教育规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教育发展成果的同时，个人教育获得不平等状况也日益突出。近年来，中国教育的均衡问题更是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个人的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在人力资本理论中作为个人教育投资成本来看待。一般地讲，个人的受教育年限越长，他的收入会更高，地位获得的能力也会提高。因此研究教育的不平等，首先要选择的就是个人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已有的关于个人受教育年限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关心的是家庭背景作为先赋因素的影响作用(李春玲，2003；刘精明，2008)，突出了由于个人所处的阶层地位所决定的个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采用的研究方法都是把全国作为一个同质体来对待，忽视了地区发展差异这一结构因素对个人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作为结构因素是如何与家庭背景相互作用而影响个人受教育年限的不平等机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城市居民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地区差异。我们采用了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以各地区教育规模发展的不均衡为前提，研究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决定个人教育获得的家庭背景因素之间的关系，将教育的不平等放到区域差异的视角下进行分析，将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看作是变化的维度，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因素与个人层次因素的联系，揭示区域差异对教育不平等趋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把区域之间结构因素的差异、社会阶层分化作为影响个人受教育年限不平等的主要维度。 (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确定了地区发展水平存在的明显不同步性，研究中国的转型必须考虑地区差异(Xie & Hannum,1996)，这不仅因为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把这种差异发展当作国家的发展战略来看待(郝大海、李路路，2006)。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教育的不平等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由于教育是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教育的高回报也取决于工业化与技术发展的水平，因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个人对获得教育的动机与行动直接相关。改革以来无论是市场化的作用还是经济发展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了教育的收益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Walder,1995; Zhao & Zhou,2002; Wu & Xie,2005)。在研究教育分层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为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到不同群体对教育选择的动机和行为，因而会影响到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代际传递，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们投资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动机就会明显增强。同时，已有的研究也揭示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与地区职业结构相联系的社会事实。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个体之间、阶层之间的职业分化程度逐步提高，意味着职业分化与职业之间功能联系的加强，也意味着教育对职业获得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对职业结构的提高影响人们的教育选择。Treiman(1970)通过对来自60个国家的85个声望研究的分析(其中包括13个历时性重复研究)，发现职业的声望等级在不同的时期和国家间是基本不变的。使用上述研究资料，职业声望得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68到0.97之间，相关系数的平均值为0.91。在布里斯班大会上Hout将此称为“特雷曼恒量(Treiman constant)”。李春玲(2005)对中国职业声望的研究也表明了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测量职业地位在中国的适用性。因此，地区之间不同的职业结构成为衡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量度。 (二)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研究教育分层一定要联系其存在的社会阶层背景和教育制度的变迁，教育制度的转型为特定阶层群体通过教育获得发挥阶层优势传递提供制度空间。通过文化传递与理性选择机制，群体之间围绕教育利益的争斗或竞争，作为一种社会选择，成为阶层之间的社会排斥与团结关系的主要内容(刘精明，2008)。 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分化过程之一就是阶层化的过程：阶层地位越来越明确，阶层边界越来越清晰，阶层利益越来越凸显(李路路，2012)。对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维度提出了对社会阶层的划分(陆学艺主编，2002；仇立平，2006；沈原，2006；孙立平，2003；刘欣，2007；林宗弘、吴晓刚，2010)。刘欣从对财产、权威和技能这三个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最主要根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治权威、再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认为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得出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比例偏低，而下层与中下层比例偏大的结论。仇立平考察了我国劳资关系在社会转型期存在利益失衡的问题，强调现阶段在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式上来。林宗弘与吴晓刚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建构一个生产性资产所有制变迁与阶级结构转型的模型。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与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从这些分层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初期，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虽然社会分化已经初显端倪，但总体上差异不大，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较为缓和，公共权力与再分配权力持续，城镇单位制继续存在，人力资本与私营企业主的收益是有些许提升，但是单位的回报仍然十分显著，干部的优势甚至上升了。在1992之后，改革进入深化期，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特征是剧烈的社会分化：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各阶层间在社会经济资源方面差异分化明显，人力资本与私人资本的优势持续提升，国有单位的整体优势在缓慢下降，资本权力上升，工人的阶层地位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