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12-0122-06 一、中国近代理想人格形塑的时代呼唤 1.现实社会人格堕落引发严重道德危机 民初，传统固有人格发生深刻裂变，惊呼人格堕落之论不绝于耳。有论者坦言道：“中国人之人格，至近年已剥削殆尽。”①具体地说，其突出表现为个人私欲恶性膨胀，“中国今日之人格最下者，借公义以营私。”②如此状况并非孤立社会现象，而是泛化于现实社会各群体之中。对此，《学衡》杂志载文批判知识群体人格堕落，指出：“国中非无人才，而无人格。即有受高深之教育，具绝伦之智慧，亦甘自毁自弃而不惜。”③《东方杂志》也认为：“今日为国中祸乱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阶级，而在知有格而不能为人之知识阶级。”这些祸乱者之“手段虽不同，而人格破产则一。”④可以说，社会腐败现状每况愈下，流连忘返者比比皆是。“此种现象不独中下社会为然，即上等社会甚至作教育界之领袖者，亦陷于恶习之旋涡中，随波逐流。此等社会何时始能望其改良！”⑤时人的焦虑之情可谓溢于言表，甚为广泛。 身处此一恶劣社会环境中，广大青年学生的人生发展前途实在堪忧。张伯苓不无忧虑地指出：“亡国者何亡其魂也，奚必列强之分裂割据而后，然中国人现时大多数丧其魂矣。淫佚放荡日趋日下，有今日无明日。青年处此，不大可危乎？”⑥在当时社会中，利害相同则携手，利害相冲则争乱几乎已成一种社会常态，忽视道德价值偏重现实功利观念大行其道，“重职业而轻人格”现象可谓触目皆是。其时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无不缘此而发，如个人与国家间的种种冲突，非公私混杂则意见分歧。可以说，假国家名义以营个人私利现象甚多。“即能以国家为职志而或以义始利终，未能贯彻其宗旨，跋前疐后，动为环象所推移。年来政界之泯棼，社会之俶扰，多缘于此。”⑦而社会中评判人生成败的具体标准也本末错位，许多人“几于视职业为道德，奉成功为神圣，以一时之侥幸成败，定人品之终身优劣”。⑧受此影响，在教育领域，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培养人才“须以学生能生活于社会为标准。斯义一倡，而学者之志日卑，教者之言亦日陋。”⑨如此一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难免走样变形，所致危害良匪浅鲜。 因此之故，诸多学生的人生价值诉求严重扭曲，只问毕业不问民德之衰已成群体共识。对此，柳诒徵剖析道：“吾尝问学者为何事而来，率囁嚅不能对。”其中贵族富家之子所挟读书最大的希望是由小学、中学、大学进而求出洋，然后归国后以学位谋生。比较而言，家贫寒士之子弟则入师范习实业为生。于是，自上及下，同一目的。“故人格也，道义也，学术也、理想也，苟无关于吾之生活，举不足重，独重毕业。以毕业而后生活可图也。”教者翘此以为招，学者准此以为范，学风愈敝而民德遂亦愈衰。⑩在社会生活中，学生纵欲嫖赌之事尤为骇人听闻，难以言状。张伯苓指出：“吾国居上等者皆嫖赌，下等反无之，以道德论上等较逊矣。然而国家所恃者非下等，上等又腐败而欲国之不亡乎？更观中国之留学生回国后，亦与恶习随波逐流”，不知羞恶为何物。“呜呼！国家所以派留学生果何为者？社会腐败当改革之，公众利益当提倡之，如亦随波逐流，国家又焉用断送金钱以造人才哉？”(11)其危害至深且巨，波及社会各个方面，令人触目惊心！ 2.国家危机亟须近代理想国民救国 其时，民主共和政制肇立并非意味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危机已获得彻底化解。事实上，民初政局错杂，社会秩序混乱，民众陷入价值迷失之途，而外国列强威逼于外，民族国家危机大有危如累卵之势。对此，诸多时人深表忧虑。吴贯因指出：国体虽新而国祚反成江河日下之势。今日政象乃若此，其影响于人心风俗者又若此，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大洪水其将至矣！陈诜也认为民国成立无进步可言，惟斫丧国魂而已。魂丧国亡岂有幸理？在张东荪看来，亡国之权唯本国人操之，外人不足以亡我国。(12)张伯苓也指出：中国自革命以来已十三年，国内之纷争日裂，人民之痛苦益深，政体虽更，国乱如故。近且东南、东北干戈叠起，实业停顿，教育破产。“最可病者，国人经过此种之政变，忘其责任之所在，一任此辈军阀政客之妄为。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其有真心为国为民族而革命而改造者，盖鲜有其人。”(13)于此可见，民初严重政治社会危机的确引起时人的强烈关注，急谋应对之策渐成时代的共同呼声。 为改变此一窘状，呼唤近代理想人格救国之论遂趁势而起。汤明水认为：政治之良窳不属于政治之自身，而恒视运用此政治者之人格。谷钟秀强调：国人苟欲不亡国，则必尽反以上之所为，进而锻炼其知识，砥砺其道德，冀养成完全国民之资格，以铸造良好之政治。(14)还有论者指出：“谋救国者，首在正人心，此非迂腐之谈也。法大革命揭橥平等自由博爱三义，美独立战争亦以人类平等主权在民相号召。既张大义，群起赴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卒底于成。虽政治革命而实人格奋斗也。天下未有无人格之民，而能得政治独立者。”(15)在这里，国民人格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之优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祛除民族国家危机之实效。为此，时人不断发出人格救国的时代呼唤。有论者指出：人格乃人类所恃以生，民族所恃以立。“天之生人也，即赋之以为人应尽之责任。世虽污浊，不一试其补救？”他们认为国民人格乃国之支柱，因为人格厚则国必不亡，所谓“中国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如此人格“须具独立自尊之品格，合群尚公之德性，而于社会之事物，自然之现象，尤必周知其次情状，熟识其理法”。故谷钟秀强调：“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知识，并培育道德，渐移今日之不良社会。”至于公仆式政治人格亦为挽救共和国危机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16)所以，有论者指出：“欲挽救将来之国势，不如造成未来之国民。”在他们看来，“教育原以用世，岂有舍当前之世不救，而能造福未来者乎？今之教育界人每以专家自命，不肯为学问以外之牺牲。不知学者生当乱世，自当以救国救世为先务。”(17)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出时人欲借近代理想国民挽救民族国家危机的时代价值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