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2)05-0098-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连续不断的“教育史学危机”甚至“全面危机”的惊呼中，中国的教育史学还是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日渐丰硕的成果。仔细想来，任何学问、包括教育史研究都以求真为根本目的，只要它能增进人类的知识、启迪教育的智慧，便已具有了独立自足的价值，并无“危机”可言。人们的所谓“危机”，大半出在“致用”环节上：要么是以之为业者吃饭的家伙出了问题，业中人士即便自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营生的路子却越走越窄，不像过去“吃”得那么踏实了；要么是其所求之真日渐高雅、曲高和寡，只能囿于十几二十人的小圈子，难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对于此类危机，业者大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便是易辙“从良”或自娱自乐，也不失为有效应对之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吃饭”或追求耸动社会的轰动效应为根本目的，还是囿于从业者的一己之利，本身就与学术的求真旨趣和公共关怀了无干涉，又何必与之较真呢? 不过，对于一个充满求真热情和公共关怀的学者来说，学术的危机感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是学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策下的天然焦虑，无之即不成学术。就中国教育史研究而言，根本危机可能还是出在我们“求何种真”和“如何求真”上。教育史既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学科。但近些年来，笔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教育史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特点体现得还比较充分，体现人文学科特质却相对不足。“规律—原则—方法”这一主流分析话语独步天下，就是其典型代表。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关注和呈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命运。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就不能不把尊重、同情、体贴和理解当作自己的根本探究方式，把“构境”(重构充满精神张力的历史情境、语境或态势)、“引人入境”作为自己的根本表达方式。但是，在“规律—原则—方法”的视野中，历史活体被斩头去足、大卸八块：人被还原成了物；充满现场感、时间感和文化感的思想活动，变成了平板化、抽离于历史时空的技术操作。 “规律—原则—方法”从而社会科学式的探究自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囿于这样一个层面的探究历史，又是缺乏历史感的。一方面，任何“规律”或“方法”在历史文本中的呈现都是境域化的：有谁会否认，同一个“因材施教”的命题，在孔子和庄子思想中表达着极其复杂而不同的情怀?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规律”“方法”的运用也是极其境域化的：有哪一个教育者会仅凭一句“因材施教”的命令就会因材施教得很好?哪怕你把因材施教的步骤和方法规定得再具体细密，也无济于事。这说明，那些技术化的知识只有开显于具体境域之中才能被深入领会和有效运用。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来说，在同情与体贴中构境、造境，就是要超越(而不是简单地否定)那种技术化的进路，让技术化的知识开显于中国教育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呈现其本有的意义与思维脉络。语境开显本身，也是拓展今人教育精神空间的过程。这正是教育史研究的人文学价值所在。 笔者不才，谨以孔子之“学”的诠释为例说明之。 一、“学”之一字，于孔子重莫大焉 《论语》开篇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尽管《论语》乃孔门后学所编，但其篇章安排恐非随意进行，可能体现了后学对孔学精神的切身领会。细读《论语》可知，对于孔子，“学”的意义确实非比寻常。 《论语·述而》记曰：“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在这里，孔子用十分坚决而肯定的语气表示：“学而不厌”乃其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相似的表达，在《述而》篇中还有两处。一处是：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 这里的“为之”因与“诲人”相对，显然与“学”可以互换。从《孟子·公孙丑》所提供的线索来看，这段话可能是孔子针对子贡所问而发：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另一处是：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为了突出孔子好学乐教的精神，司马迁让这段话与学不厌、教不倦紧密勾连在一起，并详其语境曰： 明年(约前489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正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史记·孔子世家》) 其实，若不过于拘泥，“不厌”“不倦”的正面表达也是“好而乐之”之意，其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相通贯。孔子对于自己的好学精神如此自信，认为其非常人所能及，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治长》) 暮年之时，孔子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清儒李二曲在《四书反身录》中申此章之意曰： 此章真夫子一生年谱也。自叙进学次第，绝口不及官阀履历事业删述，可见圣人一生所重惟在于学，所学惟在于心，他非所与焉。盖内重则外自轻，所性不存故也。由斯以观，吾人亦可以知所从事矣。事业系乎所遇，量而后入。著述生于明备之后，无烦再赘，夫何容心焉![1]78-79 二曲所述未免乎道学习气，但他在反身理会中断言“圣人一生所重惟在于学”确属深透不易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