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史研究中心彼得·林德特(Peter H.Lindert)教授所撰写的论文，原文发表于英国《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3年第2期，标题为《表达与增长：民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作者认为，影响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转移，在19世纪以前，民主制度主要依赖私有产权的保护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此之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的投资水平——逐渐凸显，开始成为影响民主制度的经济发展效应的最主要的制度机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947年11月11日下午，反对派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向英国下议院，也向子孙后代，发表了他著名的为民主辩护的演讲： 没有人敢宣称民主是完美的或完全明智的。确实，除了那些经常被尝试的其他所有政体之外，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但是，在英国，人民普遍感觉人民应该统治，并且持续地统治，以及通过各种宪政渠道表达的公众意见应该塑造、指导和控制那些作为人民仆人而非主人的官员们的行为。 事实上，当时的丘吉尔正试图阻止民主的前进。他反对民选政府提出的措施，以维护上议院的权力。上议院是世袭制的老人俱乐部，其成员并不需要也不允许由民众选举产生。工党的一份议案提议将上议院阻止议案通过的时间从两年缩减至一年，丘吉尔坚决反对。工党攻击上议院所剩甚微的权力，目的在于清除使钢铁产业国有化的障碍，而上议院坚决反对这一争议性的动议。在随后的历史中，有人对丘吉尔反对钢铁产业国有化的做法表示同情。但当时的情况是，丘吉尔为了富有的世袭精英们的利益而反对大众的民选政府。丘吉尔输掉了这场战争，民主又前进了一步。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在谈论民主对于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优势时，丘吉尔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位天才的演讲家一方面竭力拥护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却保守地维护世袭精英的最后权力，反对过度的民主。事实上，丘吉尔在此方面至少还秉持另一种观点，即他主张利用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来实现财富从地产业主到其他公众之间的公平分配。青年丘吉尔是一位前卫的土地税自由主义者，主张财富从地主到工人和穷人的再分配措施。 要想回答“丘吉尔对了吗”这一问题，我们就要问：“到底哪一个丘吉尔是正确的，平民主义演讲家、精英保守分子还是青年再分配论者?”让我们顺着平民主义演讲家的逻辑来回答他所说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接受丘吉尔的观点，即存在更多民众表达权利的民主政体从长远来看对经济发展更有利。这样解读历史是正确的吗?那些试图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改变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状况的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到底应该支持充分的民主、有限的精英民主还是稳固的独裁政治? 一、关于民主、制度和增长的争论 冲突性观点与缺陷性检验 我们可以把关于民主的经济增长效应的争论分为四派：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中立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现在来看，中立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占据主流观点，但是接下来我将证明这种主流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的经验测量与检验基础上的。 大部分乐观主义者赞同丘吉尔对于民主的谦虚态度。20世纪的发展经验催生了许多乐观主义观点，但是很少有人像辉格党那样过分乐观。一种较为公允的谨慎乐观论断来自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他认为有充分选举权的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只不过如丘吉尔所言，它是一种虚弱的最好政体。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基于广泛的选举权与参与能够保证重大失误受到制约这一信念。在他们看来，雇工警示甚至威胁他们的老板时，发出的声音越多越好。然而，这样并不能保证避免重大失误。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对民主的期望也不太高，他认为所有的组织，不管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都会产生糟糕的绩效，因此需要一种包含退出与表达的机制来减轻失误的成本。民主并不是灵丹妙药，但它增强了表达这一选项，因此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会完全退出。 悲观主义者则担心民主会产生煽动性政治家，他们鼓吹即时消费，援助衰落行业，主张工会掌权，并且以安全为借口征收赋税，而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都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那里得出结论，认为那些贫穷的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要被唤醒并且赶超发达国家，只有在独裁者压制消费以及改造了上层制度后才能实现。德意志与沙俄帝国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中立主义者认为民主相对于专制的净效应为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同事对1950年到1990年间137个国家的大规模统计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民主与发展并不冲突，即使在贫穷国家也是如此……所有关于民主与发展的争论都纷乱无章。最近那些为民主的经济效应而欢呼雀跃的言论只不过是又一个意识形态臆造的幻景而已。① 中立主义阵营采用一系列统计研究发现，专制与民主政体的转化对经济发展并无效应，但是政体的稳定程度却关乎经济发展。那些中立主义者同样赞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尼奥·费格逊(Niall Ferguson)的主张，即在民主程度适度的情况下，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效应会实现最大化，而更充分的民主则会消除其对经济发展的净效应。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