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利益集团

作者简介:
艾琳·阿莱恩(Elin H.Allern),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蒂姆·贝尔(Tim Bale),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文出处:
国外理论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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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政治组织和政党分会官方杂志《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2012年第1期以“政党与利益集团”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探讨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卡特尔政党理论。本文为本期专栏的特约编辑艾琳·阿莱恩(Elin H.Allern,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和蒂姆·贝尔(Tim Bale,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所作的评论。在评论中,作者围绕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驱动力,对专栏的文章进行了介绍与点评,并指出了研究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及未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在评论之后,是专栏五篇文章的主要情况。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对民主治理的类型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得到广泛赞同。此类关系是政党组织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被多数人视为过去50年最有影响的两大政党理论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两大政党理论就是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的“全方位政党”理论,以及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的“卡特尔政党”理论。

      20世纪,以阶级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和电子媒体逐渐变得无处不在为背景,西方政党从相对封闭的团体变为更为开放的、专业驱动的结构,与特定利益集团建立或强化紧密关系的动力变小。早在20世纪60年代,基希海默尔在他关于所谓的群众型政党终结、全方位政党兴起的著作中认为,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在未来将变得更为松散。在大约30年后关于卡特尔政党的著作中,卡茨和梅尔则指出,一些发展——最为显著的是不断增加的公共资助的可能性(伴随传统政党支持的下降)——使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在出现渗入国家(同时也被国家所渗透)的迹象后,作为组织的政党将会(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远离(如果不是彻底分开的话)利益集团;或者,如果没有此类联合要发展的话,将会懒于培育新的联合。据说,政党不再扮演特定利益集团代理人的角色,利益集团会对任何执政党提出要求。另外,从总体上讲,在新民主国家,政党与利益集团的联合趋于变弱。

      当然,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联合弱化的观点并非一定是卡茨和梅尔的“卡特尔政党”理论中最重要的方面,也不是最受争议的部分,但却是值得进一步实证探讨的内容,因为它触及了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即政党代表社会需求和愿望并将之转化成纲领和政策(选民能因之作出有意义的区分和决定)的意愿和能力。另外,有关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既证实了传统紧密关系的总体下降趋势,也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因此,至少乍看起来,事情并不像此领域的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确凿无疑。该议题应该引起那些对卡特尔政党理论感兴趣的人们的好奇心。

      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

      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联合的强度如何?政党与哪些利益集团相联合?等等),本专栏的论文能让我们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其中两篇关注了历时性变化。一篇涉及一个北欧发达民主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即克里斯蒂安森(Flemming J.Christiansen)关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丹麦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第一,它表明二者之间联合的强度有明显的下降,社民党与工会之间尤为明显;第二,它展示了一幅更为细致的图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隔断不仅发生在不同时段(经常早于或大大晚于预期),而且很少有彻底的断绝。另一篇涉及了南欧地区一个大约30年前从独裁转向民主的新民主国家,即罗经(Tnia Verge)关于西班牙的研究。它表明,西班牙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党间较少存在变化与差异。实际上,政党之间非常相像,或许彼此之间旗鼓相当。但这种相似却未向希望的方向发展,不同政治谱系的政党非但未以一些受卡特尔政党理论影响的研究所预测的方式与利益集团发展联合;相反,却试图锻造利益集团。作为其对公民社会的策略的一部分,政党力图将其党员置入利益集团,并鼓励利益集团成员代表政党。政党也创建了自己的外围团体(有些人认为是人为的,有些人则考虑到相关组织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而不同意人为的观点)。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法定)的联合弱化,但近年来政党却试图鼓励自治组织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与自己合作。

      另两篇论文没有考察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发展,却参与了由卡特尔政党理论引发的讨论。通过考察政党对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国家资助的模式,杰拉里(Carlos Jalali)等人研究了葡萄牙的案例。他们也发现了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一些迹象(在很大程度上靠利益驱动)。对于政府资助的分析表明,政党利用恩赐资源面对公民社会。对葡萄牙的研究认为,为了开发公共资源以实现自身目标及补偿其虚弱的社会基础,政党“渗入”国家之中,为新背景下卡特尔政党理论主张的一个基本方面提供了支持。研究还发现,政党充当了社会与国家的中间人角色,却很难判断它们培养的关系是否牵涉比“政党执政时转让资金”更多的内容。

      显然,关于南欧国家的两项研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量度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党与利益集团联合(或试图发生联合)的程度方面,似乎存在差异。此类差异的存在并不能进一步强化已有研究中出现的国家差异的印象。克里斯蒂安森关于丹麦的研究也是如此,它暗示不仅不同时间而且不同空间之间存在差异。案例研究还表明,在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上,不同制度体系中的政党,即使明显归属同一政党类型(如西班牙和丹麦的保守党),也并不必然地持有同样的观点,它们与此类团体建立联系的努力也并不必然地获得同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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