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2)03－0030－0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迄今已有70年历史。它对后期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解放区文学艺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一部纲领性文献，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规制性和广泛性影响。这种影响延伸至东北解放区，使这一区域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 东北解放区文论是《讲话》实践性品格的承续与践行。不消说，《讲话》清晰、明确地表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等诸问题，显示出特有的理论经典意义。而它的实践性品格和践行活动自产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体现。 对《讲话》精神的实践，首先表现在对有关文艺创作活动的具细化。《讲话》首发于1942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中组部、中央文委召开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就落实《讲话》精神、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进行思想动员和工作布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发表题为《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1]。自此以后，很多文艺工作者积极要求下乡。但因开展整风运动而暂停。经过整风并在思想上有了极大提高的文艺工作者，此时下乡“与那时下去是不同的，是要好得多”[2]。原因在于经过整风运动后文艺工作者对《讲话》有了更“深刻了解”，“思想上的进步”更大[3]。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将“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这个“以前没有说的问题更说清楚一下”。以便“党员作家”“下去时，好好的把毛主席的指示实现起来”[4]。在“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以《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偏向问题》为题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说明”。 其实，《讲话》中“结论”的第三部分，就是专门讨论“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这里姑且引用1946年版毛泽东《讲话》中的一段文字：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需要。 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摆好了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斯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 以上两段文字源于《讲话》1943年修订本。比照1953年的修订本，前段主要删改了“一定的党”、“超党”、“服从党”、“有党”等文字。虽然省去了对“政党”的反复强调，但文艺为政党服务的意旨依然鲜明可见。实际上，毛泽东这里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题。虽然毛泽东将这一命题狭义地解读为“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但还是基于政党领袖对文艺的社会认识而作为一种原则提出的。而在“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凯丰、陈云的讲话，则更多地是基于对文学工作者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诠释。 经过中共中央专门会议的布置，响应文艺工作者下乡的号召，延安众多文化人以“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5]的共产党人姿态深入农村经受锻炼，形成了践行《讲话》精神的热潮。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大批延安文化人奔赴东北解放区，将对《讲话》精神的践行延伸到东北。《文学战线》便是此时创办的以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繁荣东北文艺为宗旨的专门性文学期刊。本文谨以此刊为个案，在记述东北解放区文论对《讲话》的阐释过程中，展示东北解放区文艺理论的新貌。 严文井的《注意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和要求》[6]是东北解放区文坛传送《讲话》精神的一篇令人瞩目之作。作者首先对近一时期“工农兵群众在文艺创造上的能力”予以总结、肯定和褒奖，并认为这是“令人兴奋的一些事情”。作者对此进行理论阐释时，首先化引了鲁迅在《门外文坛》中的一段话：不识字的文盲群里的作家的作品“比起文人的作品还要刚健、清新。”(鲁迅称赞“不识字的作家”的原话是：“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7])进而指出，“我们现在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作家，他们已经自觉地创作起各种文艺作品来；对于他们同他们的活动，我们必须及时加以注意、研究。其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这首先由于是我们自己工作上的责任。”作者又引用1943年版《讲话》中的一段论述：“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鲁迅也用了许多时间与普通学生通讯(文学)。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通讯，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与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在作者看来，注意这种文艺现象，“可以使我们吸收群众的养料，从而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哺育起来。这也是使我们的文艺提高的正确方法。”工农兵群众对专门的文艺工作者“不外有两个要求：一个要为他们写更多的作品；一个是要帮助指导他们的文艺活动。这两个要求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来，其实是一件事，就是为工农兵。为他们写东西，是为工农兵，指导他们的文艺活动也是为工农兵。”作者指出，当文艺创作成为“成千成万的工农兵群众在各处广泛的进行活动”时，“人民文艺的灿烂时期应该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