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尤其是其研究方法被全面、系统和细致地介绍到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格局与思维模式，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得以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在世纪之交，特别是进入21世纪，西方文论之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低效或无效逐渐暴露出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文学文本解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究其因，一方面与中国学者唯西方文论是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文论自身的局限有关。显然，欲更好地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考虑中国语境、中国特色、中国立场、中国方法，建构文学文本解读的科学理念是提高解读有效性的途径。关于这一点，以往学术界较少给予关注，更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对文学文本解读的低效或无效，正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这是世界性的现象。早在20世纪中期，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就曾宣告：“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做实际分析和评价时，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①此后50年，西方文论走马灯似地更新，但情况并未改观，以至有学者指出：西方文论流派纷纭，本为攻打文本而来，旗号纷飞，各擅其胜。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读者反应派，更有“新马”、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在城堡前混战起来，各露其招，互相残杀，人仰马翻”，“待尘埃落定后，众英雄(雌)不禁大惊，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②在此，李欧梵只指出了严峻的问题，但未分析其原因。 探究其深层原因，对于提高文学文本解读的有效性十分必要。应清醒地看到，西方文论在获得高度成就的同时也深藏着一些隐患。首先，是观念的超验倾向与文学的经验性发生矛盾；其次，因其逻辑上偏重演绎、忽视经验归纳，这种观念的消极性未能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保持“必要的张力”而加剧；最后，由于对这些局限缺乏自觉认识，导致20世纪后期出现西方文论否定文学存在的危机。 这一切的历史根源是西方文论长期美学化、哲学化的倾向。西方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其源头就有柏拉图超验的最高“理念”，后来的亚里士多德虽倾向于经验之美，但西方文化源远流长的宗教超验(超越世俗、经验、自然)传统使得美学超验性跨越启蒙主义美学而贯穿至20世纪。从早期的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将柏拉图超验的理念打上了神学的烙印，认为最高的美就是上帝，一切经验之美的最大价值就是作为超验之美——上帝的象征。从内容上看，中世纪的神学美学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至少是脱离了自然哲学的束缚，以神学方式完善和展现自己。神学不过是被扭曲和夸大的人学，或是以异化形式呈现的人学，体现在美学上，就是把超越了自然的上帝，或将人类总体当做思维总体，由此主体出发去探求美的起源和归宿。这种美学的许多范畴，如本体意识、创造意识、静观意识、回归意识等大都为近现代美学所继承。③也许正因如此，虽然在文艺复兴强调经验之美的启蒙主义思潮中，神学美学被冷落，但在康德的学说中，经验性质的情感审美与宗教式的超验之善仍在更高层次结合。德国古典哲学浓郁的超验的神学话语和以审美或艺术代替宗教的倾向，也曾遭到费尔巴哈和施莱尔马赫感性实践理念的批判，此外，它还受到克尔凯郭尔的论说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反拨，但康德式的超验的哲学美学思辨仍是西方文论的主流形态。虽然超验美学在灵魂的救赎上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但超验的思辨形而上的普遍追求，却给文学理论带来致命的后果。卡西尔曾对此反讽道：“思辨的观点是一种非常迷惑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好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但有了艺术的形而上的合法根据，而且似乎还有神化的艺术，艺术成了‘绝对’或者神的最高显现之一。”④ 西方文论这种美学、形而上、超验的追求，实际上使得文学文本解读与哲学的矛盾有所激化。第一，哲学以高度概括为要务，追求涵盖面的最大化，在殊相中求共相，而文学文本却以个案的特殊性、唯一性为生命，解读文学文本旨在于普遍的共同中求不同。文学理论的概括和抽象以牺牲特殊性为必要代价，其普遍性原理中并不包含文学文本的特殊性。由于演绎法的局限(特殊的结论已包含在周延的大前提中)，不可能演绎出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第二，这种矛盾在当代变得更加尖锐，是由于当代西方前卫文论执著于意识形态，追求文学、文化和历史等的共同性，而不是把文学的审美(包括审丑、审智)特性作为探索的目标。即使是较为强调文学“内部”特殊性的韦勒克、沃伦和苏珊·朗格，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情感与形式》，也是囿于西方学术传统而热衷于往哲学方面发展。苏珊·朗格指出：她的著作“不建立趣味的标准”，也“无助于任何人建立艺术观念”，“不去教会他如何运用艺术中介去实现它”。所有这些准则和规律，在她看来，“均非哲学家份内之事”。“哲学家的职责在于澄清和形成概念……给出明确、完整的含义”。⑤而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恰与此相反，要向形而下方面还原。第三，长期以来，西方文论家似未意识到文学理论的哲学化与文学形象的矛盾，因为哲学在思维结构和范畴上与文学有异。不管是何种流派，传统哲学都不外乎是二元对立统一的两极线性思维模式(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形式与内容、道与器等)，前卫哲学如解构主义则是一种反向的二元思维；文学文本则是主观、客观和形式的三维结构。哲学思维中的主客观只能统一于理性的真或实用的善，而非审美。而文学文本的主观、客观统一于形式的三维结构，其功能大于三者之和，则能保证其统一于审美。二维的两极思维与三维的艺术思维格格不入，文学理论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遂为顽症。 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空前的当代西方前卫文论，堂而皇之地否认文学的存在，以致号称“文学理论”的理论公然宣言，它并不准备解释文学本身。乔纳森·卡勒宣称，文学理论的功能就是“向文学……的范畴提出质疑”。⑥伊格尔顿直截了当地宣告，文学这个范畴只是特定历史时代和人群的建构，并不存在文学经典本身。⑦号称文学理论，却否认文学本身的存在，还被当成文学解读的权威经典，从而造成文学解读和教学空前的大混乱，无效和低效遂成为顽症。问题出在哪里？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理论的学术规范使然。西方文论一味从概念(定义)出发，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演绎，越是向抽象的高度、广度升华，越是形而上和超验，就越被认为有学术价值，然而，却与文学文本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理论由此陷入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封闭式怪圈。文学理论越发达，文学文本解读越无效，滔滔者天下皆是，由此造成一种印象：文学理论在解读文本方面的无效，甚至与审美阅读经验为敌是理所当然的。文学文本解读的目标恰恰相反，越是注重审美的感染力，越是揭示出特殊、唯一，越是往形而下的感性方面还原，就越具有阐释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