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论及“五四”的文章不下20篇，超过10万字，贯通他的革命生涯与精神生命，并内在关联其文化思想和政治研究。国内彭维锋、胡明、胡传胜等学者，侧重于叙述与归纳瞿秋白关于“五四”的具体观点，已有广深兼具的不少研究成果，相对而言，探讨瞿秋白“五四”观的历史语境、理论逻辑、总体评价还不够，尤其缺乏挖掘它与俄苏文化建设经验的关联效应。本文拟作再探讨。 一、瞿秋白视野中的“五四”面孔 “五四”是一个指涉丰富、意蕴复杂的概念，“‘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概念，即指五四时代或五四时期；这个时期以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命名。其次，‘五四’也指五四运动，以及与它相关联的文化活动或历史事件的集合”[1](p.1)，其含义至少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五四运动阐释权的争夺又纠结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2](p.157)。瞿秋白关于“五四”的论述，集中见于他20世纪30年代初期写作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等文章，也散见于20年代中期撰写的《荒漠里》、《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等评论，指涉复杂，内容丰富，主要呈现为如下三副面孔。 1.资产阶级革命的“五四”。“五四”的性质归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它是评价“五四”的前提。瞿秋白的“五四”观，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3](p.22)，肩负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任务，需要飞跃为无产阶级的新“五四”。第一，从革命结果看，“这个文化革命也和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样，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4](p.465)，即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并未实现五四运动的目标，虽然从“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文学革命必须继续和彻底完成。第二，从领导力量看，以绅商阶级为主体的所谓“五四”新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或者过度批判传统而“从狂人到疯狗”，或者过分西化而“从狂人到面首”，中国资产阶级投降了封建残余势力，成为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施行着残酷的反动政策，“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运动方面，也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3](p.22)。第三，从发展前途看，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完成民权革命任务，即反帝反封的文化革命任务，新的文化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进行革命与思想创造时，一批不想革命的人窃取了革命果实，对隐藏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进行继续革命，成为革命的新任务，同时，伴随革命阵营的分裂，一批产业工人和农民跃升为革命主力，“中国革命也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5](p.84)，基于此种背景，“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认定是十分清晰的、毫不迟疑的”[6](p.172)。在他看来，必须从民权革命转向反帝反封，由资产阶级革命的“五四”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新“五四”，方能完成未竟的文化事业。 2.“欧化”视域下的“五四”。“欧化”追求为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秩序走向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外源性动力，它亦是“五四”时代的主潮之一。瞿秋白的“五四”观，同样深蕴“欧化”视域审察的色彩。第一，在瞿秋白看来，“五四”前后的20年当中，新文学发生的两次大分裂都与“欧化”相关：第一次在1915—1925年间，标志为“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矛盾是古今之变，基于当时群众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知识阶层分化为“国故派和欧化派”；第二次为“五四”到“五卅”前后，新文化阵营分化为“工农民众”和“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些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3](p.106)，其实质是当时革命过程的思想反映，是“五四”式知识阶层的最终分化——所谓的“欧化”青年竞相替新的反动力量，装点摩登化的东西洋国故，革命青年则围绕革命营垒的建筑，更为确定、更加明显地走向劳动民众。第二，“五四”催生了欧化文艺的盛行，形成了欧化式的“文艺贵族主义”——它“在言语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半文言，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癖的摩登主义，在题材方面大半只在智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4](p.492)。在这些欧化作品中，绅商知识分子玩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各种艺术技巧，体裁“是神奇古怪的，没有头没有脑的”，人物“没有说明‘小生姓甚名谁，表字某某，什么省什么县人氏’”，风景“并不是清清楚楚的说‘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对话“并不说明‘某某道’，‘某某大怒道’”，“句法是倒装的，章法是‘零乱的’”[4](p.470)，新异式的“搞怪”遍地蔓延。第三，开掘民间文化资源，注重国际经验，创造普洛革命的大众文艺，才是真正的“欧化”。在瞿秋白看来，即使意识正确的欧化文艺作品，也需要努力大众化，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群，融入大众的文艺生活，创造普洛革命的大众文艺是其发展方向。一方面，必须以民俗主义、反精英主义的态度，改造欧化作品。普洛大众文艺应该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它应当运用连环图画的形式，“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讲演的底稿”，所写题材是“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4](p.471)。另一方面，必须汲取苏俄文化经验，变“欧化”为“国际化”。真正运用国际经验，站在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用以反映现代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国际劳动群众的生活斗争，从而实现真正的“欧化”。革命文艺的“大众化”，非但不和“欧化”冲突，而且只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欧化”。可见，自“欧化”视域的多维审视，参与生成了瞿秋白的“五四”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