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尺度”与教育基础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一把教育的尺度来衡量,并以此作为判断当前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尺之一。教育尺度的引入将改变研究思路,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改变研究问题,拓展研究视野;改变研究立场,确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的教育学立场。“教育尺度”视域中的“教育基础”涉及人口、教育机构、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以及政府领导与管理教育事业的方式等。“在中国”研究“教育基础”更能凸显“中国自觉”,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教育尺度的形成与运用提供“中国参照系”下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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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是教育基本理论的核心问题,研究者以不同方式提出时代性的理解和观点。因此,“教育与社会”这一对关系的具体性质、内涵和联结路径,随着时代精神和研究者的价值取向、视角与思考方式的不同而处在动态调整之中。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期,人们常常运用“政治尺度”、“经济尺度”、“文化尺度”等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但唯独缺少“教育尺度”①。在当下,时代特质和面临的诸多问题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与教育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日益突出且愈发不可替代。为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一把教育的尺度来衡量,并作为判断当前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尺之一。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无论对于教育本身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都不无裨益。

      一、教育尺度的缺失带来了什么?

      “教育尺度”是一种基于教育立场的眼光、视角和参照系。这种尺度的形成和运用来自教育的任务和使命,教育就是要有意识、有计划地促进人的生命健康、主动地成长和发展。因此,“能否促进并实现人的生命成长和发展”,成为“教育尺度”衡量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参照系和标准。依据这一尺度,可以提出并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才有利于人的生命健康、主动发展?如何为人的生命健康、主动发展创造条件和基础?如果谁能够时时处处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运用这样的眼光和参照系来看待一切事物,谁就有了“教育尺度”。同样是探究人的生命,教育尺度有自身的独特性。例如,经济尺度考虑的是人的生命如何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服务,所以,才有所谓“人力资本理论”,这是用“资本”的眼光来看待人力的培养和运用的产物,“经济利益”是其中的参照系,在此参照系的观照下,最好的人力资源是能够实现资本最大化的人力资源。与之相比,教育尺度下的人的生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一切资源和活动都指向于人的生命成长。这种尺度不只是要考虑如何通过培养人来为社会发展服务,更要去考量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如何为人的成长和发展服务,如何为教育创造适合的条件和基础。对于社会的转型与和谐发展而言,这是不可或缺但却长久以来被遗忘和忽略的尺度。

      (一)“教育尺度”缺失的现状考量

      近50年来,有关“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以“转型”、“变迁”为视角加以探讨。从研究范式看,主要表现为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实证研究等。比较研究侧重于多个国家教育与社会状况、教育与社会转型关系的研究,如卡诺努瓦和萨莫夫对第三世界教育变革和社会变革的研究,詹森对课程政策与社会转型的研究;[1]历史研究侧重于特定时期教育的社会基础研究;[2]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个国家教育与社会发展状态的研究;[3]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社会与教育现状及其关系的调查研究[4]等。

      从研究思路看,主要包括从社会到教育和从教育到社会两条研究思路。依据“从社会到教育”的思路,研究者大多聚焦于“社会变迁与发展中的教育”,遵循的基本假设是社会变迁与发展会引起教育目的、内容以及方式的变革。国内此类研究中既包括宏观的理论分析,也有社会变迁对教育内涵、基础教育和学校的影响分析,还有对社会变迁中教师角色转变的个案研究,以及社会政策对教育机会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等。国外此类研究关注的主题涵盖社会变革对教育需求的增加,信息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与挑战,多元社会中的多元教育以及自我身份的激励教育,社会变迁与教育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的转变,社会变迁过程中教育应对产生的问题等。

      依据“从教育到社会”的思路,研究者主要关注“教育对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影响”,依据的基本假设是教育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对社会变迁、变革所产生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国内学者从历史的维度剖析了科举制、学堂、学生等在推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也有学者研究了教育思潮、家庭教育等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国外研究中有代表性的选题,包括研究教育在社会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通过课程政策反映社会变迁等。

      从学科视角看,主要以社会学研究为主,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等其他学科也有涉及。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主要研究社会变迁对教育变革和教育成就的影响,社会背景与教育成就、教育公平的关系,教育参与社会再生产,教育系统的社会选择,社会流动性与教育成就的关系,社会不公引起的教育不公平等。经济学研究方面,侧重于不同教育制度与经济福利的关系研究以及转型性经济背景下教育经历与收获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等。历史学研究方面则主要是对某一国家、某一历史时期的教育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的研究,如加莱戈斯关于新墨西哥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的研究[5],奥代伊和罗斯玛丽对早期近代英国教育的社会基础问题的研究[6]。

      (二)“教育尺度”缺失的具体表现

      综观已有研究,在林林总总的范式、思路和观点背后,渗透着迥异的思考尺度,如“政治尺度”、“经济尺度”和“文化尺度”等。然而,唯独缺少“教育尺度”,“教育尺度”似乎在该问题域的研究过程中缺席了。不仅非教育研究者漠视这一尺度,而且教育研究者也在思考过程中付诸阙如。由此带来的后果,表现在对此问题研究的运思方式和形成的基本观点等方面。

      首先,它产生了诸如“应答式”、“被动式”和“单向式”等常见的运思方式。如应答式是指研究者总是强调教育者要有时代关怀,敏锐体察时代精神,在把握时代脉搏中发觉时代对教育的挑战,思考在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教育如何为其提供所需服务、满足社会转型的教育需求。教育的价值与角色缩减为只是为社会转型与发展服务,在对时代挑战和社会需求的应答中,成为社会变迁的附庸和“应声虫”。这种应答必定是被动的:时代挑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只好去被动地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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