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即变“依赖福利”为“积极福利”，力图帮助连输四届大选的英国工党赢得大选。1998年，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吉登斯提出将权利与责任相联系，责任与权益相结合，解决失业补偿实际上可能增加失业的难题；通过教育，使依赖社会福利的人适应社会，从而实行社会民主，使个人自治与社区义务相协调，社会目标与市场作用相协调。这一思想旨在综合两种对立的经济政策，即中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现代)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与中右派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由此，吉登斯成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精神导师，《第三条道路》被看作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三条道路政策的宣言书。①然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仅仅是一种中左派政治哲理和策略，且并不属于中左派政党的专利。二战以后，中右派的保守党派一直都在采用第三条道路政策，即部分地采纳中左派的福利国家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都沿用这种混合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中左派和中右派政治策略的共同特征是调和妥协，为了取得和维护权力，不惜放弃自己的党派立场，采纳对立党派的政策；在必要时，与中间党派、甚至敌对党派合作。这种政治策略，与其说是第三条道路，不如说是以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霍布斯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体现。依照现实主义政治哲学，政治与道德无关，夺取和维护政治权力是政治活动的唯一目的。所以，为了夺取和维护权力，信仰、立场、政策、盟友都是可以改变的。 这种调和妥协政治主要涉及具体的政治竞选策略和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却缺乏明确的政治理念。所以，更接近现实政治(Realpolitik)策略原则。“现实政治”原则由德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路德维格·冯·罗乔(Ludwig yon Rochau)于1853年在《现实政治原则》(Principles of Realpoli-tik)一书中提出。后来，这个词语与关注权力的政治理论相联系，淡化理念、道德和原则，被看作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种体现。美国人倾向于用“现实政治”来描述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权力平衡，而德国人则倾向于用这一词语来描述温和现实的国内政治，作为达到强化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目的。最有名的“现实政治”倡导者是奥托·冯·俾斯麦(Otto yon Bismarck)，其政治手段的特点是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原则，为了维护权力，在必要时，进行政治妥协。例如，俾斯麦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制定了反社会主义法律，解散社会民主党，逮捕其领导人；同时，却又实行类似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雇员福利政策，缓和阶级矛盾，为资产阶级改良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在打败奥地利时，却不要求割让土地，从而为德国的统一和安全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在当代西方，赢得政治权力的主流政党都采用实用主义的妥协调和策略，以赢得多数选票。选票就是一切，信仰无关紧要。所以，这些政党被看作采取温和政治立场的中左派和中右派，而那些持原教旨(fundamentalist)立场的党派或理论家们(ideologues)则都被边缘化为小党派。我们将这种当代现实主义政治策略称为新现实政治原则，其相应的英文术语应为neo-Realpolitik。 新现实政治原则与旧现实政治原则的区别在于：1)旧现实政治原则由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集团所采用，为其长期垄断权力服务，而新现实政治原则却是民主政治中的党派政治游戏策略，为特定党派赢得政治选举，短期执政服务；2)旧现实政治原则以政治高压为后盾，新现实政治原则却只能以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来吸引选民的支持；3)旧现实政治原则兼顾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新现实政治原则却被短期的民意变化和选举成败所左右。 1990年以后，新现实政治原则在西方党派斗争中被普遍采用，由新社会运动以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左翼和右翼政治党派数量众多且倾向多极化、中间选民影响力增强等社会政治背景所决定。新现实政治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但也没有脱离一般政治规律。 一、新现实政治的社会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多元化、两极对立均势化、中间选民强势化 新现实政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而发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代表劳工和社会下层的中左派政党与代表工商阶层和社会上层的中右派政党两极对立的势均力敌和中间政治势力的增强。新社会运动指现代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社会运动，寻求与身份地位、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相联系的公共政策的改变，而不像传统劳工运动那样，注重经济议题。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来自“新中产阶级”，而非社会下层。②关于新社会运动的社会背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科技发达国家主要以服务和信息的生产和消费为基础。③美国政治科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后唯物主义(postmaterialism，又译为后物质主义)观点，重新组合马斯洛(Maslow)的需求等级，认为战后年龄群需求的第一优先已经“从压倒性地强调物质福利和物质性安全向更多地强调生活质量”转移，亦即审美的满足、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④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新信息技术发挥重大作用；相对于社会阶级，消费者的不同类型变得更为重要；服务行业和白领工人兴起；劳动力女性化。⑤美国文学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晚期资本主义，认为这一时期具有劳动力和资本高度流动的后现代性。⑥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晚期的、发达的、激进的现代性新时代，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和危险，生活政治取代解放政治。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