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浪潮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不只是“决定”意识形态，但是，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自由民主制目前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意识形态基础，部分原因是，自由民主回应并接受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支持。那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意识形态，就像意识形态变化会反过来造成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后果一样。 三百年以前所有构造人类社会的强势思想在本质上都带有宗教色彩，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个长时间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与这一“主义”一同兴起的先是17世纪欧洲某些地区的商业中产阶级，然后是工业中产阶级。(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政治理论家萨缪尔·亨廷顿所谓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波”，始于1970年代南欧地区，并于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垮台而达到顶峰，选举制民主政体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个左右增加到1990年代末的120多个。在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等国，经济发展促进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经济学家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ím)所指出的，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私有财产并掌握与外界沟通的技术手段。他们能够和本国政府讨价还价，靠先进技术轻松地进行政治动员。 如今，全世界关于政治合法性有一个统一的共识，至少是原则上的共识，即自由民主。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民主制度还不能普遍适用，也不能被普遍接受，但民主治理已经被世界舆论广泛认同。”其中最认同民主价值的，是那些已经获得物质繁荣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人口已经能够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所以，高度发展与稳定民主之间存在关联。 中国模式的挑战 现在对自由民主挑战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结合了威权政府和局部市场化经济。中国继承了两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统，历史悠久，令国人自豪。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异常复杂的社会转型，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转为充满活力的开放经济，并且体现了惊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说，比最近美国领导人处理宏观经济的能力要高得多。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人自己开始宣扬“中国模式”，将其视为自由民主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 但是，这一模式不可能真正成为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替代性方案。首先，这一模式具有文化独特性：中国政府基于历史悠久的德性统治、公务员考试(科举制)、重视教育和对技术官僚的推崇。鲜有发展中国家能奢望仿效；即使那些有条件仿效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韩国(至少是在早期)，也本来就已经属于中华文化圈。中国人自己也在怀疑他们的模式可否推广；所谓的北京共识是西方人的发明，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的。 这一模式能否持续，这也是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称，国民具有不同的文化，更喜欢仁慈的、有能力促进发展的威权政权，而不是那种威胁社会稳定的民主乱象。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和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迥然不同。其他国家的威权政府在仿效中国的成功范例，但不可能50年后大多数地区都走中国式的道路。 民主的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广泛联系。现在还没有能与之相对抗的意识形态。但某些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动向，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如果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破坏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使得发达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中产地位，那将怎样呢？ 已经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一动向已然抬头。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美国的平均收入自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阶段。平均收入停滞增长的后果被上一代美国家庭夫妻双双工作的趋势所暂时弥补。美国人如今受益于便宜的手机、衣服和“脸谱”社交网站(Facebook)，但他们渐渐无法负担自己的房屋、医保或养老金。1974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9%的GDP；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一趋势，但罪魁祸首是技术。不平等一直存在，这源于能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但今天的技术世界极度放大了那些差异。在19世纪农业社会，拥有数学天赋的人没有多少机会把自己的才能转化为资本。现如今，他们可以成为金融行家或软件工程师，占有更多的国民财富。 损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降低，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入全球市场，原来由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完成。在强调总收入的经济模式下，工作岗位自然会被外包出去。 明智的思想和政策能够遏制危害。德国成功地保护了本国的很大一部分制造业基础和工业劳动力，因此德国公司仍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而美国和英国则欣然接受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经济转型。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人们谈论过很多关于知识经济的畅想，还说制造业肮脏而危险的工作岗位将不可避免地被高素质的工人代替，从事创意产业或更有意思的工作。这是在遮掩去工业化进程中的严酷事实。真实情况是，新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被金融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极少数人所瓜分，他们的利益统治了媒体和广泛的政治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