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的民主化:对韩国的个案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菲易,1983年生,上海海关学院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上海 201204

原文出处:
世界经济与政治

内容提要:

民主化不仅是国内的政体变迁或政治改革过程,也是对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的回应。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能免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中小国家的政治转型被认为主要是国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制度生成和更新的国际因素却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在质疑“国内中心论”假设的基础上,作者以国际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因素为干预变量,以中小国家的民主化为因变量,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结构、情境和行为体三个层面探讨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民主化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对韩国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国际因素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对中小国家来说,国际因素甚至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影响中小国家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而且影响其民主框架下的制度选择和政策设计。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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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10-0124-13

      [修回日期:2011-08-03]

      自1974年葡萄牙军人政权垮台走向民主国家以来,第三波民主化席卷全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进行的全球化将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更多地呈现在国际情境中,国际因素迫使更多的国家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调整甚至政治转型。然而,长期以来,比较政治学者没有对民主化中的国际因素予以足够重视,民主化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国内现象,这却不能对中小国家的民主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C.Schmitter)主编的一系列著作表达了“国内因素在转型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没有一种转型,其开始不是威权政权自身内部重要抉择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①杰弗里·普里德姆(Geoffrey Pridham)认为民主化的国际面相是一个被学者们遗忘的研究视角。②毋庸置疑,国内因素如经济发展、政治精英和公民文化对推进中小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极为重要;但是,某些情况下国际因素的作用要大于国内因素,对中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却很少有学者分析国际因素在不同时空环境下,为何或如何能对中小国家的民主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国际因素与中小国家民主化关系的分析框架,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 研究缘起

      民主政体的核心在于参与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强。正是该内核确定了民主的内容,威权政体可被界定为这种制度内核的缺乏,而民主化则是如何在威权政权中引入该内核、使其持久生存的过程。一般而言,自由民主政体具有以下特征:(1)以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目的的宪法;(2)定期的选举和反对党的合法存在;(3)言论自由,媒体独立,意识形态多元化;(4)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相互分离和权力制约。因此,一个完整的民主化过程,在政体上意味着从威权政体发展为自由民主政体;在社会进程上指涉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公民文化的相应发展。本文的民主化概念内涵“民主巩固”的要求,民主政体在该国基本扎根,民主已成为权力游戏的唯一规则。威权政体可以对社会实行事前的和事后的控制以防止某种政治后果的发生;民主化则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和使所有的利益都服从于竞争的过程。③

      当代民主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民主政治前提条件研究;二是80年代兴起的对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问题的研究。与之相对应,在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两条路径,即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概括的结构主义研究与行为主义研究。④前者注重探讨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问题,威权政体的民主化是与政体相关或相互依存的结构条件发生变动的过程;后者从民主化的实际过程分析政治精英所做的选择、采取的策略及彼此互动的综合效应。然而,无论是民主的客观条件的培育,还是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都只是一国内部民主条件的发育成熟以及国内精英的抉择问题。因此,可以说民主化研究的两条路径都带有“国内中心论”色彩。

      许多学者注意到应将民主化研究的两条路径结合起来,将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放到其社会、经济、文化中来考察。但是,这样的研究刚一开始就遭遇难题,为何在不具备民主生存条件的国家,政治精英和民众会有亲民主的观念和行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学者们没有对当代民主化发生的国际因素予以重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都处于更大的国际系统之中,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并与之相互作用。因此,不联系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孤立地研究政治转型,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认为,国际层面的解释应充当任何分析的“第一刀”,“国际层面的解释既不是研究国内政治的替代者,也不仅仅是对国内政治研究的补充——它是比较分析的前提条件”。⑤国际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反映,揭示了20世纪以来世界的整体性、联系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国际因素在一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从全球视野来看,当代民主化是转型国家向西方学习民主政治的过程,也是西方国家出于利益需要,施加压力和影响的过程,现代化在绝大多数国家成为深入人心的发展理念,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新的高峰,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这些新发展将国际因素纳入转型学研究中,因为仅仅强调国内因素已无法对民主化的迅速扩散做出充分解释。⑥从第三波民主化的具体实践看,国际因素对中小国家的影响更加突出,大国和国际组织或是直接干预中小国家的转型进程,或是通过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要求中小国家进行民主改革。80年代后,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往往视受援国的民主化状况而定,公开反对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向拉美地区“非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提供贷款。美国民主促进会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1988年智利皮诺切特的全民公决,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支持以推动其民主化,在多米尼加部署军舰保障1978年选举的顺利进行,阻止萨尔瓦多(1980年)、洪都拉斯(1983年)和玻利维亚(1984年)策划中的军人政变等。⑦1993年,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提出:“任何欧洲国家,只要其政治体制是按民主原则建立,都可以申请成为联盟成员国。”一个国家要想成为欧盟成员国,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从欧盟扩大的历史进程看,欧盟在巩固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民主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给予欧盟成员国资格的承诺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提供了转型动力。欧盟把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标准纳入与中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强调中小国家在获得欧盟的经济援助、贸易合同、合作及联系协定、外交承认等好处时,要以遵守欧盟认定的民主和人权标准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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